11月19日，煤都山西大同，久雪初霁，气温零下14摄氏度。

　　留守矿上的平阳人黄兆华眼中满是绝望、懊丧和悔恨：“在山西，现在可能找不到几个浙江‘煤老板’了，大老板都走了，只剩几个人在矿山守着。”

　　一切都远去了：那矿，那人，那些曾经的风光无限和掘金岁月，在北国的遍野皑雪和怒号朔风中，浙江“煤老板”正谢幕山西……

　　去山西大同城西北20公里，是著名的云冈石窟所在地云冈镇，该镇红墙村及邻近的村庄，是大同小煤矿最集中的地区之一。黄兆华现今苦守的大同安华红墙煤矿就位于红墙村。

　　11月19日清早，多方打探、数十次电话联络当地“煤老板”未果的本报记者，拦下一辆夏利出租车，让司机带我们前往红墙村。路上积雪尚未融尽，司机小李一路抱怨路况太差，车速老上不了30码。

　　车停村头，踏着一路积雪和泥泞，记者走进村里。见生人来访，把双手拢进棉衣袖子中取暖的村民三三两两围过来，一下子聚集了20多人。

　　记者：请问村里的矿在哪里？

　　答曰：村里有仨矿，你问哪个呢？

　　当记者表示要找一个浙江人开的矿时，一位村民往南指手道：“斜坡下边那矿就是，不过一直停那好久了。”

　　村民所指的，便是安华红墙煤矿，对于它的关停，村民们言谈中显得颇为不舍。红墙村共276户、700多人，不少村民之前在“安华”打工，村里的道路也是“安华”出钱修的。一到冬天，矿上会免费给每户人家送两吨取暖用煤；每逢春节，还送米送油。村西北，一所由四幢蓝顶白墙建筑组成的小学，是全村最气派的建筑，学校是安华红墙煤矿几年前出资160万元援建的。

　　告别村民，我们找到了苦守在矿上的浙江老乡。穿着棉睡衣、一脸憔悴的黄兆华，以及他的伙伴——平阳人小王、小林带着记者，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几十厘米深的积雪看煤矿。

　　“就我们几个小股东一直守在这里。”看上去，32岁的黄兆华比他的实际年龄要苍老许多。他告诉记者，去年6月，包括他在内的一批小股东和平阳一位煤老板一起，斥巨资买下了安华红墙煤矿，但让他们伤心欲绝的是，自买下那天起，就没有出过一块煤。

　　偌大的矿区内一片死寂。几台黄色的大型机械车孤零零停在厂区，一旁堆着巨大的煤渣，积雪覆盖其上；矿井口上大门关闭，铁链紧锁，只有门上方“严禁酒后下井”的标语，在提示曾经的喧嚣；长长的输煤带上半是积雪，半是灰尘；办公区一楼的墙壁上，挂着煤矿的组织结构图，上面矿长、书记、生产矿长、安全矿长等负责人的名字还来不及换，都是上一任的姓名。

　　小林告诉记者，买下煤矿时，恰逢当地一家煤矿发生矿难，全体煤矿停业整顿，随后，为迎接北京奥运，煤矿继续停业。在这期间，他们投资数百万元建起了防尘网、绿化带等基础设施。

　　当时，几乎所有人都在满心期待奥运会后便可采煤，不曾想竟遭遇“灭顶之灾”——山西省开始整合煤炭资源，煤矿由此关停至今。

　　“现在连家都不能回了，大老板早离开这里了，我们现在连生活费都快没了。”来山西前，小王在平阳办了一个皮革厂，去年把厂子卖了，把家里的房子也抵押了，还借了钱，入股开矿，“我们几个人的情况都差不多，现在回家，连房子都没得住，欠人家的钱更没办法还。”

　　告别安华红墙煤矿，我们又踏雪走访了邻近的数个小煤矿，无一例外全部停工，迎接我们的，是守门犬的狂吠声。

　　在红墙村另一端的红墙煤矿，铁门紧锁，依稀可辨工人的住宿房已大多拆除，只剩断壁残垣。记者爬上紧锁的铁门，往里张望时，两条大狼狗突然从里面冲出，狂吠着扑门而来，吓得记者赶忙跳下铁门。

　　在小梁沟煤矿，铁门旁挂起了“整合发展”、“发挥央企优势，实现安全高效”的大幅标语，传达室内一名姓钟的保安把守着大门。

　　在东胜庄煤矿，矿区内空无一人，当地政府“关闭煤矿”的毛笔大字书写在墙壁上，堆场上停着两排十几辆重型卡车。

　　邻近的甘庄煤炭检测站一位副站长告诉记者，以往运煤车来来往往，马路上尘土飞扬，现在连一块煤渣都找不到了。

　　白雪茫茫，原野寂寂。三晋大地曾喧闹无比的小煤矿，如今连同他们的主人一起，默然无声。

　　那些人：

　　大批浙江“煤老板”已告别山西

　　煤改风暴下，大批浙江“煤老板”已告别山西。

　　山西某地温州商会会长（因要求隐去姓名）告诉记者，在当地，温州人曾达3万，现只剩1万多，“离去的主要是‘煤老板’，还有大量‘煤老板’带来的温州人。”

　　本报记者在山西为期一周多的踏雪寻访，证实了前述商会会长和安华红墙煤矿留守人员的说法，在山西开矿的浙江“煤老板”几乎已整体离开。记者数十次拨打“煤老板”的手机，得到的回答出奇一致：不好意思，我现不在山西。

　　54岁的温州人老谭（化名），是我们在山西费尽周折采访到的几位“煤老板”之一。老谭告诉记者，同意整合的协议早签了，煤矿也早停工了，但具体补偿多少、补偿款什么时候到位一直未知。“现在我们有两个希望，一是多拿点补偿款减少损失，二是能尽早拿钱。”

　　“我前半辈子打拼下来的资产全投在矿上了，希望能早拿补贴，投资他处。”在著名的杏花村汾酒产地汾阳市，一位乐清“煤老板”告诉记者。

　　除期待早日补偿，浙江“煤老板”还颇为小煤矿的未来忧心。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煤老板”告诉记者，据他了解，作为收购主体的一些山西煤业集团，至今尚未同意收购小矿，因此小矿的新主人，目前还不明朗。

　　“小煤矿基本上都是大规模机械设备无法生产的‘边角料’，一方面储量太小，另一方面位置偏远，大矿不感兴趣”，上述不愿透露姓名的“煤老板”说。

　　正因如此，“煤老板”们担心，一旦这些矿被封，今后想再开采几无可能。“地质结构、地下空气、水流方向全变了，重新开挖不可能了”。

　　而他们最担心的，是被封起来的煤矿，可能导致一场生态灾难。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一些“煤老板”均提到，已进了氧气的煤矿，一旦留下没有严密封闭的小通道，迟早会自燃。这不但浪费资源，更会导致当地大气环境严重恶化。因为地下煤层中矿物杂质很多，一旦燃烧，废气将不可避免地大面积弥散。

　　接受记者采访的浙江“煤老板”疾呼，应妥善处理整合、关停后的小煤矿。在他们看来，虽然自己退出了，但依然不愿看到煤炭资源被无端浪费、生态被无辜恶化。

　　那些痛：

　　一夜暴富之后的疯狂游戏

　　1981年，山西某地矿务局招工。

　　一位浙江青年在这轮招聘中成为一名下井工人，之后他成了包工头，手下150名工人全部来自浙江老家，再后来，工人增至数百人。

　　28年过去，这位青年成了当地出名的“煤老板”，他不仅成为闯荡山西最早的浙江“煤老板”中的一员，当初他手下的一帮工人，亦有不少成了“煤老板”。

　　“我完成了从奴隶到将军的转变”，站在记者面前的老关（化名）望着矿上白雪似银，感慨良多，来时黑发似炭，如今两鬓如雪，28年北国朔风，在他脸上吹满风霜。

　　老关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后期，煤价只有26元/吨，不少乡镇、国有煤矿亏损，在山西的一些温州人尝试着承包一些小矿，每年上缴二十几万承包费。不过，彼时这些小矿产能低、销路不畅，无钱可挣。

　　1995年，老关从工程领域抽身，先后承包了3座煤矿，每座投资300万元，每月出煤3万吨，但如同其他矿主一样，很难赚到钱。1998年，他将三座煤矿全部退还，解除了承包关系。

　　“转机出现在2000年前后”，说到这，老关突然兴奋了许多，“从那时起，煤价暴涨10倍不止，‘煤老板’由此暴富。”

　　在老关的记忆中，从2005起，煤矿倒卖就陷入了疯狂，之前，买一座煤矿也就三五百万，而后一路飙升，上涨到几千万、上亿元甚至数亿元。正是从那时起，大批浙江人炒作煤矿，许多人一夜暴富。在鼎盛时期，老关投资煤矿的山西某市，约有一半小煤矿掌握在温州人手中。

　　老关也是这些炒家中的一员。2004年，老关花1400万元买了一座煤矿，20个月后转手卖掉；2005年，他又买下一座小矿，2007年又转手卖了。

　　其时，正是市场最疯狂的时候。本想再买矿的老关开始发慌，他决定退出。“也不能算全身而退，现在我和人家合伙包了3个矿，不过我都是小股东。对煤矿我太熟悉了，当时那么高的价格风险太大了。”老关话语中带着侥幸，如今，他的主要精力是开酒店，进军利润和风险都较低的旅游业。

　　老关告诉记者，在煤矿倒卖这个击鼓传花式的疯狂游戏中，大批温州人在2007年左右入市。“大家总以为还能找到下家，没想到接了最后一棒，现在被套的，大都属这种情况。”

　　喟叹声中，老关转身离去。雪地碎步、屐痕深深，映衬着一个“煤老板”的苍凉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