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儿童医院因医生未尽职，致一名患病儿童救治不及时而死亡。事件经过两次调查，还原了最初网络上“传言”——当事医生在事发过程中确实玩了电脑游戏。

　　特别之处在于，这一事件真相的披露，是经过了两次调查。第一次是以医院方为主作出的调查，由南京市卫生局负责审核调查结果。院方的调查否认了最初网络传言指控的“医生值班玩游戏”情形。第二次调查是由南京市卫生局组织有关专家、媒体人士所作的共同调查，最终证实了网络传言，并对相关人员作出处分。

　　有趣的是，在最近爆发的几起舆论事件中，“二次调查”并非个案。刚刚淡去喧嚣的另一事件——上海城市交通执法部门的“钓鱼”执法，其真相也是经历了两次调查才最终获得较为公正的披露。

　　不知道该为这样的结果叫好还是遗憾。也许我们可以宽慰地想：政府相关部门矢志不渝，深挖真相，最终对公众有了交待。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二次调查”同样显示出：针对侵害公民利益事件的真相追查、责任追究，正面临越来越复杂的阻力，以至于要经过二次调查才能获知真相？

　　调查本为还原真相，落实相关人员的责任，但调查的结果却以假相来糊弄公众一双双关注的眼睛。这只能说明，不仅仅是事件中的责任人自己不愿意公布真相，其周围的相关人员、甚至包括其所在单位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攻守同盟，有意无意地放纵真相被遮掩。调查的轮次越多，恰恰是向公众明示：调查遭受了利益杯葛。实际上，上述南京儿童医院的医疗纠纷，虽然经过了两次调查，但医生的值班表现与患儿之死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有关方面到现在也没有清晰结论。

　　如何杜绝“二次调查”现象，除了需要政府部门在调查时必须抱着慎之又慎的态度，更为重要的恐怕还是要引入第三方机制，即有独立方进行调查。很多时候出了事情之后，调查权往往七拐八绕落到了当事方自己手里或者利益攸关方手里。显然，这并不利于缓和公共事件的态势。

　　切莫让“二次调查”成了惯例。当失职者对事件真相的“二次调查”模式习以为常时，他们便会努力将真相大白天下的过程，拖延至三次调查、四次调查……甚至，“真相”不了了之。这无异于是对受害方一次又一次的重复伤害，也会对官民互信产生严重侵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