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前，一颗国际编号为3763的小行星被命名为“钱学森星”。如今，作为科学家的钱学森已然陨世，而在历史的天空中，中国科学技术史上的这位科学巨匠的精神和情操将像那颗距离地球大约2.23亿公里的“钱学森星”一样，长久闪耀在苍穹。

　　在亘古不变的生死规律前，钱老一生的功绩、成就、成果、风范，已升华成精神光芒，照耀着人们前行的道路。

　　他在辛亥革命爆发的那一年出生，科学救国是他不变的理想，他在美国学习工作了20年，但他一生最重要的贡献却属于中国的科学事业。

　　（一）

　　上个世纪20年代，钱学森在位于北京城宣武区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就读。当时的校长、著名进步教育家林励儒着力进行学制改革，制定了一套以启发学生智力为目标的教学方案。附中的教与学弥漫着民主、开拓、创造的良好风气，成为得天独厚的一片沃圃佳苑。学校组织各种课外小组，并开设多门选修课，如大代数、解析几何、微积分、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工业化学以及中国的诗词、音乐、伦理学。有些课程用英文授课，到高中二年级开设第二外语，钱学森当时除学英语外，还选修了德语。他多次回忆说，在这里度过了“一辈子忘不了的6年”。

　　1929年中学毕业后，钱学森为振兴祖国，决心学工科，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十九路军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日寇具有空军优势。这使得钱学森急切地要为国家民族的强盛出力，他的求学志趣从造火车头转向了设计制造飞机。

　　1934年，从铁道机械工程专业毕业的钱学森考取了清华大学公费留学，专业是飞机设计。之后他到杭州笕桥飞机厂实习，又到南京、南昌空军飞机修理厂见习。

　　1935年，钱学森远渡重洋，来到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飞机设计与制造。

　　（二） 

　　世界公认的航空理论权威冯·卡门在他的自传中回忆与钱学森初次会面的情景：“这个个子不高、表情严肃的年轻人，异常准确地回答了我的所有问题。他思维敏捷，充满智慧，我立即建议他转到加州理工学院深造。”

　　那是1936年，钱学森赴美留学的第二年，他仅用一年时间，拿下了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的硕士学位。当钱学森来到加州理工学院读博士的时候，世界航空的发展正走到一个关键时刻，钱学森以他非凡的洞察力准确地把数学与物理图形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与冯·卡门一起想出被称为“卡门—钱近似”公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被广泛应用于机翼设计，成为航空动力学领域的经典文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钱学森参与撰写了一份题为《迈向新高度》的展望与规划报告，这份报告为美国空军描绘了一幅探索外太空星际航行的宏伟蓝图，钱学森也成为美国军方最信赖的科学家之一。1946年，他接受了麻省理工学院的聘请，成为该校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同时还承担了动力火箭的研究任务。

　　1946年以来，钱学森在学术研究领域几乎成为与冯·卡门并驾齐驱的学术权威，当时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同时向他发出邀请，请他出任古根海姆研究中心的特级教授，他被允诺在未来7年内可以使用超过5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

　　1950年8月，美国洛杉矶海关召开了记者招待会，他们声称在钱学森博士的托运行李中发现了近800公斤的草图、笔记和照片。就在这一消息公布的前几天，钱学森乘飞机从华盛顿刚到达洛杉矶机场，接到移民局通知，根据法律，他被禁止离开美国。

　　这并没有影响钱学森的创造力，加州理工学院邀请他继续任教，他将目光转向了一个技术科学的新领域，多年从事火箭研究使他意识到，解决控制和制造的问题将成为突破导弹技术的关键，而系统控制领域还没有一套具有普遍性的数学理论，钱学森开始写作《工程控制论》。

　　1954年，《工程控制论》出版，引起了控制领域的轰动，并形成了控制科学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研究高潮。这本书也被誉为工程控制学的开山之作。

　　1955年8月1日，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五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上，中美双方终于就两国平民回国问题达成了一项重要协议，第二天钱学森接到移民局的通知，对他的管制令撤销，他可以自由离境了。周总理在上世纪50年代曾意味深长地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

　　（三）

　　上世纪50年代，美国海军次长在钱学森回国之前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宁可枪毙他，也不愿他回到中国，他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强过五个师。

　　1955年秋，钱学森并不知道自己的回国与中国的导弹发展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一路上参观访问，他感受到新中国对他的热情欢迎，这也使5年来备受压抑的心情豁然开朗。

　　为了尽快熟悉国内的情况，钱学森前往当时工业最发达的东北地区考察，为积极推进国防尖端武器的研制储备力量的陈赓大将受彭德怀之托，与钱学森进行接触，陈赓问钱学森：“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 钱学森回答很干脆：“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难道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陈赓大将听了以后非常高兴，说好极了，就要你这句话。

　　钱学森并不知道，他的这番话使新中国的领导人把导弹研制的计划提上了议事日程。

　　1956年春天，在钱学森看似十分平静的生活背后，一场惊天动地的巨大工程正在酝酿之中，周恩来总理亲自邀请他制定详细的导弹研制计划。1956年2月17日，一份关于建立我国航空工业的意见书，放在了周恩来总理的写字台上，在这个报告中，钱学森对发展我国的导弹事业作出了长远的规划。 

　　从1956年开始，钱学森担任了这样一些职务：国防部导弹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第一分院，也就是今天的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第一任院长；以及从事相关基础研究工作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

　　由于这些机构的建立，我国第一枚液体探空火箭在1960年发射成功；中国在1964年又成功发射了一枚自行研制的、射程为1200公里的中近程导弹；1966年10月，中国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导弹核武器；1970年，中国将第一颗重量为173公斤的人造地球卫星顺利地送入太空预定轨道。

　　1966年10月27日，中国试验了一枚携带核弹头的中近程导弹。两弹结合试验成功，对于钱学森来说意味着《1956年至1967年国家科学发展12年规划》中，由他主持制定的导弹研制的预期目标提前一年完成了。中国导弹的发展，现在看来并不稀奇，而在1955年，钱学森的这个建议是超前而大胆的，那时全世界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洲际导弹，不要说中国人对导弹没概念，就连发达国家的研究人员对导弹也没有很清楚的认识。

　　1980年5月18日，我国用自己研制的东风五号洲际导弹首次向太平洋预定海域进行全程发射试验获得圆满成功。钱学森坐在众多的航天人中间，迎来了中国导弹发展史上崭新的一页。东风五号洲际导弹作为中国第一代导弹的终极目标，钱学森兑现了他的承诺。

　　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洲际导弹的消息，在美国政府上下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有人评价说，由于钱学森的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的研制进程至少缩短了20年。

　　（四）

　　“中国航天之父”、“两弹一星元勋”、“人民科学家”、“科技界的一面旗帜”……作为我国杰出科学家、航天科学的奠基人之一，钱学森在中国承载着太多的意义。

　　在近一个世纪的漫漫人生路上，他为后人留下丰厚的科学财富和精神遗产。

　　钱学森常说自己在美国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因为我是中国人。”

　　曾受到钱学森多年耳提面命教诲的系统科学家于景元说，钱老“冲破重重阻挠归国，献身‘两弹一星’航天事业”，心系祖国，忠于人民，坚定的政治信仰和信念、高尚的思想情操和品德、杰出的科技成就和贡献，都是人所共知的。

　　但鲜为人知的是，“作为一名科学家，他不仅有学科领域的深度，还有跨学科跨领域的广度，同时有跨工程、跨技术、跨科学直至哲学的思想高度，是名副其实的科学领袖和科学泰斗”。这样的“三维科学家”在科学大师稀缺的年代，更成为难以复制的孤本。

　　上世纪80年代初，钱学森从一线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一刻也未停止对科学规律方法的探索、对人才培养等教育理念的反思。

　　1986年1月7日，航天桥附近原航空航天部710所一个40多平方米的小平房座无虚席。“系统学讨论班”正式开始学术活动。钱学森将早年师从冯·卡门的学术讨论形式移植于此。讨论班最大的成果就是钱学森提出了综合集成方法。

　　1991年10月，在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的大会上，钱学森说：“我们完全可以建立起一个科学体系，而且运用这个科学体系去解决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我在今后的余生中就想促进这件事情。”

　　钱学森没有把自己的思维仅仅囿于航天技术领域，而是用系统的眼光去研究社会、军事、信息、农业、人才、经济、环境、法治和哲学，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客观和主观有机地囊括于他的研究视野。

　　钱学森一生还恪守着几个原则：不接受吃请，不用公款大吃大喝，他连参加全国政协会议都坚持回家吃饭；不参加任何应景活动，如开幕式、揭幕式或剪彩仪式等，认为这是浪费时间；不参加任何成果鉴定会；不为他人写序，不题词、不接受任何礼品；不写回忆录，不同意为他拍电影、电视剧；反对将他住过的房子列为故居，不同意为他塑像和立功德碑。

　　2009年9月，钱学森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在中国，钱学森身体力行地诠释了什么是科学家、什么是科学精神。一位科学家的成就也许会被后人超越，但科学精神却一定是永恒的。钱老身后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读懂它，才能体味到他对中国的真正价值。

　　（本报记者王婷根据央视《人物》、

　　科技日报、新华社等资料整理编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