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后：风雪也来送钱老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使得刚刚进入初冬的北京一夜之间变成了白色的世界。

　　雨一更，雪一更，恸伤哀思梦不成。１１月１日一大早，设在钱学森住所内的灵堂就迎来了自发前来吊唁的人群。

　　上午１０时左右，新华社记者作为被特批的首批媒体记者，获准进入灵堂吊唁，表达对钱老的哀思。

　　大约２０平方米的灵堂，摆满了翠柏、鲜花和花圈。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钱学森同志”，横幅下方是钱学森的彩色照片。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参谋部、解放军总装备部等部门和钱老亲友送来的花圈，摆满了灵堂四周。

　　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记者对着钱老遗像三鞠躬。抬头间，与照片上钱老的目光相遇，他的目光仍是那样的深邃，表情是那样的平和……

　　顶着漫天的风雪，孙家栋、栾恩杰、任新民……中国航天界的知名专家，一个接着一个，前来这里向这位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深深地鞠上三躬，表达自己的崇敬与悼念。

　　“两弹元勋”朱光亚的夫人许慧君，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代表朱光亚前来表达哀思。眼圈通红的许慧君紧紧拉着钱学森夫人蒋英的手说，“钱老是光亚最敬重的人，他为中国航天事业建立的功勋无人能及。”

　　钱学森生前三层楼的住所门前，两边全都摆放着花圈。层层叠叠的花圈，表达着人们对钱老的哀思……

　　泪无声，风低呜。人们不尽的深情与怀念，伴着漫天飞雪送钱老远行。

　　钱老的儿子钱永刚讲述了此次钱老发病的情况，他说，10月29日吃晚饭时，钱老突然吐了一下，“父亲是一位老年人，老年人的身体一旦有变化，就必须特别担心，这也是我们多年照顾他的经验。”马上测体温，发现钱老体温有点高，“当时就决定赶快送医院。”

　　“这次与以前不同，一进去就报病危。”钱永刚哽咽着讲述，医生很快给钱老进行检查，发现已是严重的肺部感染，“可能之前已经出现了轻微的呼吸道症状，但他自己不觉得有明显不适，别人也没有特别细心观测，等送到医院时，炎症已扩散到肺部。”说到这里，钱永刚闭着眼睛痛苦地摇了摇头，“哎，还是有点晚了。”

　　回忆起在医院的抢救过程，钱永刚说，医院很努力，已经尽心了。“父亲的肺部出现大面积感染，肺表面只有一部分能供氧，造成身体多个器官因缺氧而怠工，后来血压测不到了，呼吸衰竭，人进入了休克状态。”

　　“他看书看到最后一天，一直到入院前几个小时都在看报纸，看文件。”钱永刚告诉记者，那天晚上出现呕吐症状后，他发现老人虽然还能说话，但精神状态变差了，到医院后处于休克状态，最后走时并没有什么痛苦。“可以说，父亲走得很安详，这也是我感到些许安慰的地方。”

　　送走了98岁的父亲，钱永刚赶快回到家中，他把父亲住了多年的卧室重新布置了一下，把床、柜子等挪了位置，“主要我担心90岁的老母亲回到家中睹物思人，感伤难过。”在钱永刚眼里，父母相伴走过62载，他们之间的感情太深了，“我担心妈妈走进去，一看还是原来的老样子，就会恍惚觉得爸爸是不是又从医院回来了，是不是还躺在那儿。”

　　“老人生前在家的时间多于上医院的时间。”钱永刚介绍，因钱老一直没生过什么大病，除了一些器官老化外，身体还算不错，他很少待在医院，多数时间和家人居住在老房子里，虽然从医疗条件、洁净程度等看，家里不能跟医院比，但他从心里不愿离开熟悉的家，他不仅不愿离开家，也不愿离开他住了多年的房间，那间房子差不多24平方米，不太大，想把他换到另一个房间去，可他不习惯，说窗户太大了，光线太多了，还是要回到原来的房间去。“可能爸爸对老屋子很熟悉了，他总是坐在那里看文件、看书报或躺在床上思考问题，不受外界事物干扰，这么多年已养成了习惯。”

　　钱永刚说：“让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2004年时我在上海图书馆办了一个钱学森图片展，当时许多市民特别是一些年纪大的市民都来观看，一位参观者留言说，‘钱老是我从上中学时就崇拜的偶像，现在我已退休了，虽然没有机会见到钱老，但我想多看看他的照片，多学习他的精神。’在价值多元化的今天，钱老还能让这么多的人记住并怀念，我很感动。”钱永刚说到这里，眼睛湿润了。

　　家世：三岁能诵百首诗

　　1911 年 12月 11日（农历辛亥年十月廿一），钱学森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是独生子。父亲钱均夫（1880-1969）名家治，后以字行，祖籍杭州。

　　钱家是一个颇有社会声望的家族。据考证他们是吴越国王钱镠（852-932）的后嗣。宋代以来，特别是明清时代，钱氏家族曾出过众多的政治家、文学家和著名学者。

　　1910 年，钱均夫在上海成立 “劝学堂”，教授热血青年，投身民主革命。1911年、1913年钱均夫两次出任浙江省立第一中学(现杭州第四中学)校长，旋赴北京教育部任职多年。

　　1956年，钱均夫被任命为中央文史馆员，著有《逻辑学》、《地学通论》、《外国地志》、《西洋历史》等。

　　钱均夫是一位非常负责的父亲。在钱学森幼年的知识启蒙里，是父亲首先向他开启人生与智慧之窗。钱学森常说：“我的第一位老师是我父亲。”

　　博学多才、谦恭自守的钱均夫营造了家庭宁静的文化氛围与求实精神，这对幼年钱学森的成长至关重要。钱学森的母亲章兰娟，是杭州富商的女儿，因其父很欣赏钱均夫的才华，便把她许配给钱均夫。章兰娟性格开朗热情，心地善良，聪颖过人。她的计算能力和记忆能力极强，具有数学天赋。或许，钱学森的惊人天赋，就是来自母亲的遗传基因。

　　钱学森3岁时有非凡的记忆力，此时已能背诵上百首唐诗、宋词，还能用心算加减乘除。邻居相传钱家生了个 “神童”。

　　由于丈夫平时在外地供职，家庭教育的职责自然落在章兰娟身上，她总是采取启发教育。她给幼小的钱学森每日安排的功课是：清晨准时起床，加强身体锻炼，早饭后就教儿子背诵唐诗。累了，就让儿子看一下儿童读物。下午或者教儿子画画，或者写毛笔字，每日如此，从不间断，让幼小的钱学森从小就树立良好的读书习惯。 

　　归来：周总理助他回国

　　1934年暑假，钱学森考取了清华大学的公费留学生。1935年8月，钱学森从上海乘船前往美国学习。黄浦江浪涛滚滚，他在心中暗暗发誓：“亲爱的祖国，归来后我要为您的复兴效劳。”

　　钱学森到达美国后，进入了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一年后，他开始转向航空工程理论，即应用力学的学习。1936年10月，钱学森转学到了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力学大师冯·卡门教授。

　　到加州理工学院的第二年，即1937年秋，钱学森就和其他同学组成了研究火箭的技术小组，他担当起了理论设计师的角色。火箭在当时还属于幻想中的东西，大家把这个小组称为自杀俱乐部，因为火箭和火箭燃料的研究充满了危险性和不确定性。正是钱学森完成了美国首个军用远程火箭的设计。

　　由于在空气动力学和超音速飞行方面的卓越成就，钱学森36岁时成为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其间，他曾随美国空军顾问团考察纳粹德国的导弹技术，被美空军授予上校军衔。

　　1949年，听闻新中国成立的消息，钱学森准备回国，并辞去了美国国防部空军科咨询团和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顾问的职务。次年8月，钱学森和家人准备离开时，遭到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查，继而被扣留。至于为什么被扣留，原因众说纷纭，一个耳熟能详的说法是来自美军将领的一句话：“无论在哪里，他都能抵得上五个师，宁可杀了他，也不能放他走。”

　　上世纪50年代，美国以麦卡锡为首实行全面清查，钱学森因被怀疑为共产党人和拒绝揭发朋友，开始遭遇迫害。在美被软禁期间，钱学森总是在家里摆好3只轻便的箱子，以便随时动身回国。　　

　　之后，在一个叫特米娜的小岛上，钱学森被关押了两周，体重锐减30斤。最后还是加州理工学院校方交纳了1.5万美元保释金，他才获释。此后从1950年到1955年，钱学森和他的家人处于被软禁状态。

　　195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报上看到陈叔通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身份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决定给这位父亲的好朋友写信求救。

　　为了将信寄达，钱学森先把信夹在妻子蒋英给侨居比利时的妹妹的信中，由妹妹转寄给钱父，再转交给陈叔通。为躲避联邦调查局的拆检，蒋英写信给妹妹时还模仿儿童笔迹。

　　陈叔通收到信后，立即转交给周恩来。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举行，周总理亲自指示王炳南大使与美方交涉。在中方提出释放美国战俘的情况下，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允许钱学森回国。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带着全家踏上回国路。

　　伟绩：送两弹一星冲霄

　　钱学森是我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和杰出代表，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技术科学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是中国近代力学和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奠基人和倡导人。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

　　钱学森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回忆起走上“两弹元勋”发展道路的历程——

　　我回国搞导弹，第一个跟我说这事的是陈赓大将。1955年秋末冬初，我回到祖国不久，在科学院工作。科学院领导说：“你刚回来先去看看中国的工业吧，中国工业最好的是东北。”就这样到东北去学习。后来在哈尔滨安排我跟军事工程学院的院长陈赓大将见面。 

　　陈赓问我：“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我说：“为什么不能搞？外国人能搞，我们中国人就不能搞？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事后人家告诉我：陈赓那天上午从北京赶到哈尔滨就是为了晚上接见我。1956年，钱学森写的意见被中央采纳。不久，周恩来、聂荣臻领导筹备组建了火箭导弹研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 

　　钱学森说，中国在那样一个工业、技术基础都很薄弱的情况下搞“两弹”，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行的，那就是党中央、毛主席一声号令，没二话，我们就干，而直接领导者、组织者就是周恩来总理和聂帅。 

　　曾经一段时间有那么一些误解，认为搞“两弹”是个错误，花那么多钱，没有用来发展生产。这还不是个别人的意见。我总是解释说：“不是这样的。首先，我们搞‘两弹’花钱比外国少，因为有党的领导。再就是中国科技人员的优秀品质，所以完成了这个任务，损失最小，花费最少。” 

　　1957年，新中国100多名大学毕业生来到五院，参加了导弹专业教育训练班。 

　　不仅对年轻的学生，导弹研制对于全中国来说，还是一张白纸。整个五院唯一见过导弹的就只有钱学森。钱学森给学员们开设《导弹概论》一课，从零开始教授相关知识。

　　1958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负责筹建人造卫星、运载火箭以及卫星探测仪器的设计和空间物理研究机构。 

　　1960年11月5日，在戈壁荒漠中，“东风1号”仿制弹发射成功。1962年3月21日，由五院自行设计的第一个中近程导弹经过两年试制，生产出样品。 

　　1964年6月29日，改进后的“东风2号”中程导弹正式发射成功。7月9日、11日，两次连续发射均取得成功，说明该型火箭已具备了稳定的技术基础。 

　　三个半月后——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钱学森适时提出“两弹结合”的设想，即“东风2号”导弹与核弹头对接发射。 

　　1966年10月27日，“两弹结合”首次试验一举成功！这意味着中国拥有了可以实战的核武器。 

　　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二次会议上宣布：“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此后，钱学森又开始思考我国卫星事业的发展问题。 

　　在“东风2号”发射成功之后不久，钱学森感到发射人造卫星已经有了比较可靠的基础，于是在1965年1月8日正式向国家提交报告。　

　　经过艰苦的工作，1970年1月，“东风4号”发射成功，并顺利实现高空点火和两级分离。至此，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运载火箭问题基本解决。 

　　1970年4月24日下午5时30分，在酒泉卫星发射场，钱学森、李福泽、任新民、戚发轫等人组织实施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工作，“长征1号”运载火箭将重173公斤的“东方红一号”成功送入预定轨道，新中国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

　　晚年：整日为国忧育才

　　钱学森年老时曾说，一生共激动过三次：

　　“一次是在1955年，我被允许可以回国了。我拿着一本我刚出版的《工程控制论》交到老师冯·卡门手里。他翻了翻感慨地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我钱学森在学术上超过了这么一位世界闻名的大权威，为中国人争了气，我激动极了。”

　　“第二次是建国10周年时，我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激动得睡不好觉。”

　　“第三次心情激动，是最近我读了王任重同志为《史来贺传》写的序。在这个序里，他说中央组织部决定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位作为解放5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我能跟他们并列，心情怎不激动？！”

　　在生命旅程的最后几年，钱学森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病榻上度过，但他时刻不忘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2005年7月29日，温家宝探望钱学森，钱学森向总理谏言，批评现在的教育体制存在问题。当谈到科学创新思维时，他提出科学工作者的艺术修养问题，并希望将二者结合起来。“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后来的科学工作很重要，它开拓科学创新思维”。

　　此后温总理的三次探访中，钱学森无一例外，都谈到了创新型人才的培养问题。2007年8月3日，钱学森又一次当面向温家宝提出了两条意见：一是大学要培养杰出人才；二是教育要把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结合起来。“处理好科学和艺术的关系，就能够创新，中国人就一定能赛过外国人”。

　　2007年12月10日，“学习钱学森创新思想培养科技领军人才”研讨会在京举行。钱学森的助手涂元季说，钱老“整天思考的”、“念念不忘的”、“忧虑的大问题”，就是中国目前缺乏拔尖的领军人才。 

　　今年9月4日，温家宝总理在考察北京35中时曾透露：“我多次看望钱学森先生，给他汇报科技工作，他对科技没谈什么意见，他说你们做得都很好，我都赞成。然后，他转过话题就说，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句话他给我讲过五六遍”。

　　风骨：姓钱但我不爱钱

　　2001年，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的钱学森获第二届“霍英东杰出奖”，奖金100万港币。钱学森将这笔钱捐给中国科协沙草产业基金会，并说了一句诙谐而意味深长的话：“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1991年，他退出一线后，给自己定下许多“原则”，谁说情都不能破。流传最广的是他的一生做人四不原则：不题词；不为人写序；不出席应景活动；不接受媒体采访。其他还有不参加任何成果鉴定会，不到外地开会，不上名人录等等。 

　　1960年，钱学森搬进航天部大院居住，至今没有动过。他的家与普通百姓的家几乎没什么两样。家具、地板因为年代久远，甚至显得有些陈旧。组织上曾经多次给他安排新居，他都不要。他说：“我现在的住房条件，比和我同船回来的那些人都好，已经脱离群众了，我常常为此感到不安。”钱学森在杭州有旧居“丰谷园”，他回国后，把在杭州、上海的几处房产，都捐给了国家。

　　1958年，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出版，获得了一笔不小的稿费。他把这笔钱捐出来，专门买些学生们的学习用品。1962年，他的《物理力学讲义》、《星际航行概论》出版，获得了3000多元稿费。他将这笔稿费作为党费上缴给组织。1978年，他将组织上为父亲落实政策补发的一笔钱交了党费。

　　对于官位，钱学森很是淡泊。回国后，他历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副院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中国科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对这些官位，他的态度是：“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不是什么大官，那些官的待遇，我一样也不想要。”

　　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首任院长后，大量的行政事务使他无法专心技术问题。于是，他果断地向周恩来和聂荣臻写了辞职报告。从此，中央只让钱学森任副职，钱学森对此非常满意。钱学森70岁以后，就不断地写辞职报告，要求辞去各种职位。

　　对待名誉，钱学森更是十分冷静。他的助手透露，1991年，中央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科学家”荣誉称号。面对社会上宣传学习钱学森高潮时，钱学森说，“不要因为宣传钱学森过了头，影响别人的积极性……”

　　钱学森1957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4年改称中科院院士)，他认真参加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各种学术活动。但到晚年，当他行走困难，不便参加学术活动以后，便给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写信，主动申请辞去学部委员的称号,但未获同意。

　　1998年，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对院士制度进行改革，80岁以上高龄的院士改为“资深院士”，不再参加院士的日常活动。钱学森对这一举措十分赞成。当有人再称他为“院士”时，他会认真地加以纠正，说：“我已经不是院士了，而是资深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