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中科院一名博士生导师，周伟东一辈子都在摆弄数学模型，却又对社区治理相当着迷。 

　　他近20年的社区生活可以一分为二：前10年，寄居日本，还当上了日本社区自治会的会长；后10年，回国定居广州，正赶上中国住房体制改革以及由此带来的城市社区蓬勃发展的进程。 

　　今年秋天，这位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员，花了一整晚的时间，把自己10多年前在日本担任类似业委会主任的经历一股脑儿地写了出来，贴到“天涯社区”。没想到，很快成了热帖。“早在10多年前，日本的社区就已经如此和谐，值得国人反思，学习和改变。”有人跟帖感叹。

　　日本社区没有头儿照样转

　　周伟东于1989年前往有“日本硅谷”之称的筑波市攻读博士学位。几年后，他和妻子搬到一个名叫“松代三丁目”的社区。在那里，他第一次知道有小区自治会这样的组织。 

　　后来他发现，这类自治会，既非营利的公司，又和政府机构毫无关系，只是居民自然形成的自治组织，却同时拥有类似中国的物业公司、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等多项权责。 

　　不过这位26岁之后才走出国门的研究生还是延续了固有的行事习惯——对工作和学习之外的“俗事”漠不关心。 

　　1998年4月，自治会举行换届大会，周伟东和以往一样没有出席。第二天，他在实验室里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 

　　“周先生您好，我是松代三丁目自治会原会长。”对方很有礼貌地说， “昨天您不在，我们举行了抽签仪式，您当选了会长……” 

　　周伟东一下愣住了。“这不是要我命嘛？”他心里盘算着要不要以“外国人当不好”为由推掉这个差使。但最终他还是应允了，因为他知道，在日本，很少有人会无理拒绝公益活动。 

　　好在，同时当选这一届自治会会计的蒲地先生是周伟东的好朋友，两人不但专业上有来往，而且两家的孩子也经常一起玩。因此，周伟东首先找到他，并说了自己的担忧。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蒲地先生像卡通片里的一休哥那样劝自己的中国朋友，“您不必担心当不好会长，因为日本是‘鰯文化’。” 

　　鰯是一种鱼。在中国叫“鳁”，在西方国家叫“沙丁鱼”。 

　　整天研究海洋环流的周伟东当然知道，这是一种最抱团的鱼群，上亿条鱼动起来就像是一个球体，却没有一条“领头鱼”。据说，在海洋里，沙丁鱼最有礼貌，也最守纪律，当它们游到狭窄地带时，会自觉排成整齐的队伍，且遵守规矩：年长者在下层，年幼者在上层。 

　　蒲地先生的意思很明白，在一个成熟的现代社会里，即使没有头儿，社区也照样能运转起来。 

　　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周伟东听从蒲地先生的建议，找前会长联系，拿到了厚厚一摞记事本。这才发现这些从一届届会长手中传下来的东西完全是一套“会长操作宝典”。 

　　有关会长的责、权、利都以记录某一件具体事务的形式，明明白白地写在记事本里。所有账目不但清楚，而且都留有存根发票。并且，每一笔支出都在记事本上写明了原委。甚至具体到几月份该开什么会，该讨论哪些议题，只要按记事本做就行。 

　　周会长由此召开了第一次委员会议。小区一共9栋楼，每栋楼选出两名委员。他注意到，没有一个人缺席。此后一年中，共开了14次会，次次是全体到会，也没有一个人迟到。比如有个委员，患有肺癌，一直到住院前也坚持到场。等住院后，他的妻子早就联系好接替的人选。 

　　在这个完全自治的社区里，每个人都能自觉地找到自己的位置。 

　　比如割草机坏了，这本应该由会长去处理，当周伟东询问起“割草机在哪儿修”的时候，底下有一个委员主动说：“周先生，我去修。”同时特别强调修理铺正好在自己下班的路上，比较顺路。 

　　会计也是自治会中一个重要而繁琐的职务。虽然蒲地先生是那种爱开玩笑的日本人，但一到对账的时候，就立刻“切换”到那种“傻认真”的状态，每笔账都核对两遍，叫人不得不特别地认真起来。 

　　不过，从记事本的记录来看，身为会长，每年都必须提一条新的动议。周会长就一直在琢磨：“作为外国人，能提出什么样的好动议呢？” 

　　有一位委员建议他，可以把社区内过于繁茂的樱花树修剪一下，以防台风来袭时，伤及房子和行人。 

　　这算是周伟东当会长期间最大的政绩了。有些樱花树确实长得过高，过于靠近房子，但对于这片置身在树林中的社区来说，这无疑是巨大的工程。 

　　但没想到，等到告示一出，整个社区都出动了。100多个劳力，花半天时间就修剪完了。修剪后清扫满地的树枝，那是妇女们的工作。老太太们也不闲着，忙前忙后，端茶送水。 

　　做了几个月的会长之后，周伟东愈发觉得在日本这种居民自治方式下，会长这个“头儿”实在轻松。

　　“国人的维权方式值得思考” 

　　一年的会长任期很快就结束了。2000年,学业有成的周伟东回到了国内，在广州市的东南郊购置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一家四口人开始在新的社区生活。

　　在最初的几年中，这里的物业公司服务尚可，卫生和安保也算到位。周伟东和别的业主一样，也觉得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的必要。 

　　到了2007年夏天，麻烦来了。开发商卖出了第三期房子，一期二期的物业费要从每平方米0．8元涨到1．2元。后来老业主们又发现，原先按照规划，三期的房子最高18层，结果开发商不知为何获得了新的审批，要建到23层，而且相比原先的楼距，挪近了许多。这势必影响到采光和通风。更可怕的是，开发商打算铲平街心花园所有的喷泉和植被，挖一个大坑，建一个覆盖全社区的地下停车场。 

　　老业主们不干了，他们开始维权。随着有传言说，“部分维权的业主被打”，这个500多户人的社区业主分成了两派。“主战派”打算通过拆工地围墙的办法阻止开发商施工；“主和派”则开始着手筹备业主委员会，试图通过合法的手段维护业主权益。 

　　因为有在日本当自治会会长的经历，周伟东被一些筹备组成员拉去做了“顾问”。 

　　不过，当这位试图移植日本社区经验的博导刚说了几个例子，几位领头的业主就打断他，都说：“唉，这在中国人里行不通啊。” 

　　周伟东不信，他跟着筹备组的成员去敲业主的门；他塞传单请人开会；他坐在楼下守着，等待回家的业主签字。可是在很多业主脸上看到的都是“不耐烦”的表情，“好像不是为大家维权，倒像是来逼债的”。 

　　最终，主和派因为没有拿到足够的票数而没能建起业主委员会。倒是主战派取得了战果，两次拆掉了开发商建起的工地围墙。 

　　这使得周伟东不得不感叹：“难道在中国维权只能通过极端的手段？” 

　　“我自己首先要反思”

　　周伟东所在社区发生在2007年夏天的维权故事，如今早已尘埃落定，却不失为当下中国社区环境的缩影。最终开发商做出了部分让步。一是地下停车场面积缩小到3期楼盘范围以内，二是物业费只涨到每平米一块钱。 

　　只是谁也弄不清这究竟是武力拆墙的成果，还是业主们试图成立业委会的震慑作用。 

　　在周伟东看来，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趁着那个人人自危的时机成立业委会，“如今再想搞就更难了”。 

　　据了解，尽管后来新建的地下停车场缩小了面积，但是一期二期的部分住宅楼还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地陷。直到今天，你仍能看见某些单元门口装饰用的水泥柱歪歪斜斜。 

　　“那时候真是人心惶惶啊。”周伟东说。有人甚至打算赶紧卖掉房子搬走，但同时又不愿意求助新闻媒体，“因为怕风声传出去，问题没解决，房子卖不掉了”。 

　　“还是那个只想着自己的老毛病。”实际上，周伟东在网上贴出那些十多年前旧事的目的，也是想引发国人的思考，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是不是也能兼顾到他人以及大家共同的利益。 

　　“我自己首先要反思。”周伟东说。在筹备业委会的过程中，他自己也并没有真的为公益尽最大的力量，因为对自己来说，每平方米1．2元的物业费并没有像给下岗的邻居那样造成难以负担的沉重。另外，知识分子的“清高”，又让他在某些事情上懒得管。　　据《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