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突然发生的变故。我坐在这间小小的房间里，一间不到十平方的小屋，一张床，一张写字桌和一支简易的书架，就成了我和母亲的新家。

　　这间屋在一排平房的中间，平房外是一面山坡，从窗子望出去是青郁的树林，望不到山顶，而窗前最近的斜坡上，爬满了蔷薇花，让人忘记了这是远离省城的四川大凉山。这时我十岁，随“下放锻炼”的母亲从省城坐了三天的长途汽车，来到了这山区的师范学校。母亲是“一二九”在北平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不过解放后一直走背运，从部长到处长，从处长又下放到这偏僻大凉山。说是下放干部的“带队”，母亲笑着对当地官员说，下放干部各有各的去处，我带什么队，让我当老师吧。就这样，这间十平方米的小屋成了我的新家。

　　师范学校建在离县城十多里的山里，省城熟悉的生活一下子像雾气般散去，没有公园没有商店没有电影院，进县城连公共汽车都没有，那些年刚好是“三年自然灾害”，寂寞荒凉的环境再加上初次体会吃不饱，日子一下子变得格外沉重。师范学校里我唯一可去的地方就是图书馆。那间不大的图书馆实在是我的诺亚方舟，我的救生圈。我读《斯巴达克思》读《牛虻》也读《青春之歌》《青年近卫军》。真的，用饥不择食来描绘我的这段生活，应该是准确而形象的。学校里几个小伙伴，每天忙着上山打鸟下河捉鱼，而我捧着一本书就能忘了饥饿：“又到了食堂开饭的时间了，真快！”其实比饥饿更可怕的是山区封闭而枯滞的生活。从省城来的母子俩，而且这个母亲还“历史复杂”，异样的眼光让我领受到世态炎凉。埋下头，翻开书，那些眼光像水面的雨花消失了，我会进入另一个世界，罗马奴隶们的世界，亚瑟和神父的世界，林道静和北平街头的风吹过我的额头。书真神奇，无论你是在省城喧哗的街头还是在大凉山蝉噪的寂寞山林，都会让人进入同一个世界，去领略另一种人生。由于严重的营养不足，我得了贫血，三年只长了两公分。那是人生最艰难的岁月，但应该说也是读书最多的日子，记得图书管理员总是说：“还没有新书，下次吧！”书让我精神富足，而这一段读书生活影响我的一生。

　　我高中毕业不仅没考成大学，而且碰上“文化大革命”，大凉山的武斗因为正在修建成昆铁路，迅速升级成真枪实弹的“内战”。我参加的一个以西昌高中学生为主的学生组织，被围在学校一幢教学楼里已经两三个月了。三个月时间不说出校园，就是这幢大楼也出不去。干什么呢？我负责管理广播站，每天三次广播。小城依山而建，学校在城区最高处。挂在教学楼旁大树上有十八支大喇叭，叫起来全城都能听见。母亲只要听见大喇叭哇啦哇啦地叫，她就知道自己的儿子还活着。每次广播，对立面的枪弹就飞过来。时间久了，一支又一支的喇叭被打哑了，广播站的声音也越来越小。围困在大楼里每天除了听枪声和听死人的消息，会让一些人沮丧和另一些人疯狂。能读的只有毛主席的书，毛主席的文章当然精彩，但是天天念，念了还唱语录歌，唱了又念老三篇。除了毛主席的书，还能找到的就是马恩列斯的经典了。我搞到一本列宁的《哲学笔记》。这书有用，像老腊肉经嚼，一天读下来，读不了三四页，那些费解的词和定义，让我气闲神定地呆在被围困的大楼里喘气。有天下午，我正在那里嚼《哲学笔记》，母亲推门进来了。“妈，你不要命了，你怎么进来的？”“那边站岗的是我的学生，放我过来的，我昨天没听见你的广播叫，整夜睡不着，不来看看放不下心！”我听这话，眼泪一下冒了出来。还没等我说什么，母亲看见我打开的《哲学笔记》，笑了笑：“是我儿，能活着出去。好，我走了，那边站岗的换了人就过不去了。”母亲连一口水也没喝，转身离开了。我目送母亲远去的身影，此刻她走得步履轻快，她知道有书替她守着儿子，放心。

　　这是没有光亮的日子。知识青年插队下乡，我到了延安，住进了这孔土窑洞。这是一对老农民夫妇的家，也是最简陋的窑洞，山坡上掏出一间窑洞，没有钱买窗，就用土坯把朝外的洞口砌起来，只留一扇门，门的上方留两尺见方的窗透气。老两口住在靠里的大炕上，在门边盘了个小炕，我就睡小炕。我叫他们干妈干大，他们叫我干儿。老两口总是太阳落山就上炕睡觉，而我无论多累，总要在灯下读一会儿书。这个与众不同的习惯，让干妈格外的高看我，她认为虽说这是从城里放到乡下的可怜娃，但“落难人”还能挑灯夜读，必是贵人。有一天，缠着小脚的老太太步行到十里外的公社，为我买回一盏有玻璃罩的媒油灯，照得土窑洞明晃晃的有了人气人影。这件事让我永生不忘。１９８０年我参加《诗刊》举办的“青春诗会”，诗会专号上刊登了我的成名作《干妈》，其中一章《灯，一颗燃烧的心》，就记下了这段灯光照亮的岁月：“穷山村最富裕的东西是长长的夜，/穷乡亲最美好的享受是早早地睡。/但对我，太长的夜有太多的噩梦，/我在墨水瓶做的油灯下读书，/贪婪地吮吸豆粒一样大的光明！/今天，炕头上放一盏新罩子灯，/明晃晃，照花了我的心。/干妈，你何苦为我花这一块二，/要三天的劳动，值三十个工分！/深夜，躺在炕上，我大睁着眼睛，/想我那关在“牛棚”里的母亲……/“疯婆子，风雪天跑三十里买盏灯，/有本事腿痛你别哼哼！”/“悄些，别把人家娃吵醒，/年轻人爱光，怕黑洞洞的坟！”/干妈，话音很低，哼得也很轻……/啊，在风雪山路上，/一个裹着小脚的老大娘捧一盏灯……/天哪，年轻人，为照亮人走的路，/你为什么没有胆量像丹柯，/——掏出你燃烧的心？！”诗句永远留下了这盏灯,留下的这灯照亮的那些没有光亮的日子。

　　写下这些与书相伴的故事，缘因是昨日几位老工友来访引起。我应邀到西安参加第二届中国诗歌节，几位三十多年前一起在秦岭山区工厂工作过的老知青，看到报上登了我的照片和采访，一路打听找到我住的宾馆。当年一起工作的小青年，都老了。正在与我交谈的《延安文学》主编阎安，也有兴趣地与他们攀谈起来。谈话间，老朋友章明对阎主编讲起我离开工厂，调回四川的故事：“那天是我送延滨上火车站，托运的三只大木箱也是我帮他捆好的。车站问：什么东西。我说：书！车站的工作人员咧咧嘴，没一个人相信。争执起来，硬要我们打开。那箱子太大了，一米长，半米高，两人才搬得动，重新开箱再捆上容易吗？吵了半天，没办法，像打赌一样，围上一群人盯着看，绞断铁丝打开一个箱子，全是书，再打开还是书。这时车站的人说，别开了。我还是把第三个箱子打开，全是书。这事在县城传开了，可给咱们厂的年轻人争面子了。”这件小事，我都忘记了，过了三十多年，老朋友们还记得，让我不知说什么好。曾经读到过阮葵生的两句话：“无事此静坐，有福方读书。”联想起与书结缘的这些细节，我觉得热爱读书不仅是我的福气，对我而言，也是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