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运粮票，赛过现在银行运钞票

　　79岁的童守先曾先后担任省粮食局计划处处长、供销处处长和办公室主任。他回忆说：“当时浙江省的粮票都是在新华印刷厂印的，先把图像用照相机拍下来后，然后人工素描画下来，出了样版后送去印刷厂，一种粮票出炉一般要一至三个月时间。印粮票管得很严的。当时能进去印粮票的，都是政治上过关的。”

　　这一点，蒋怀赋也记得很清楚，“每次有多少张纸进去印，我都要登记好的，然后印出来多少张粮票，也要到我这里来登记，就算印错了也要登记过的。”

　　粮票印出来后，就要到各县去发粮票，那就更“风光”了。每过一个季度或者半年，省粮食局就会专门派车子送粮票下去，每次都是武装押送，有配备实弹的武警保护。“就好像现在运钞一样，丝毫马虎不得。”两位老人不约而同地用现在银行运钞车比较。

　　钞票是有防伪记号的，那么当年的粮票有这种记号吗？“那时候印刷技术还不高，但防伪已经有了，而且一般人绝对看不出来。”

　　童守先告诉记者，那时候为了防止有人伪造粮票，组织上决定在粮票上作记号。这个任务就交给了蒋怀赋。“这个在当年绝对是机密，谁要是泄露了，或许就要杀头的。”蒋怀赋翻出一张羊年粮票的版样，比粮票大了二三十倍，是设计者手绘版的，绵羊身上的毛都画得很清晰。“你仔细看这些版样，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蒋怀赋指着绵羊说。我用放大镜一照，在绵羊腿上竟然藏着“浙粮”的字体。

　　童守先说，“这就是当年做的记号。下面城市的区县每次发现有可疑的粮票，就向上级汇报，然后我们就下去看。我们拿放大镜一看，就知道到底是真是假了。”

　　上海粮店吃紧来杭州调粮

　　老话说“手中有粮，心里不慌”。到凭票吃饭的年代，这句话就成了“手中有粮票，心里才不慌”。现在的80、90后，已不知道当时为何要凭票吃粮。1950年，共和国成立不久，面对战乱之后几近崩溃的经济，即开始酝酿粮食计划供应，以解决全国人民的饥饿问题。1955年，全国第一套粮票正式流通，从此拉开了长达38年之久的“票证经济”的帷幕。

　　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人吃饭以粮食为主,菜为辅。所以粮食又称为“主食”,“下饭”的小菜、肉蛋等统称为“副食”。“民以食为天”,可见粮食在老百姓生活里的首要意义。“粮票，是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后,作为调节供需的手段、购买粮食的凭证,在初期起了稳定社会的作用。我国粮票所实现的乃是一种粮价补贴。城镇居民凭粮票买粮,享受国家计划价格,但这个价格低于国家的收购价格,其差额由国家财政来补贴,因而是一种暗补。它成了指令性计划体制下国家财政的一大负担。”童守先说。

　　当时，浙江全省有关粮食工作的重要决策，都要向省委省政府作汇报。省委省政府领导叫粮食局负责人汇报工作是家常便饭，有时甚至半夜三更也要随叫随到。由于三年困难时期到来，从1958年开始，一连4年，国家掌握的粮食收不抵支，库存越来越空虚，有的地方面临粮食脱销的危险。为了平衡地区间粮食余缺，保证市场供应，全国粮食统一调度。1959年以后，不仅年度粮食调拨计划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季度调拨计划也由中共中央安排下达。童守先回忆说：我省的粮食调拨就由我们计划处提出，向领导汇报决定。

　　童守先认为，粮票在那个年代象征着“粮权“，非常神圣。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个红卫兵想打白条来要粮，因为没有粮票，被义正词严地给挡回去了。

　　还有一件事过去很多年，但童老先生一直记忆犹新：“那是困难时期的某一年五一劳动节前夕，上海粮食吃紧，据说上海市区有些粮店粮食库存短缺，一面以进口面粉堵门面，装成粮食库存充足的样子，以防止群众出现恐慌心理，一面经中央与我省商定紧急调粮。结果，我们在短短的几天内就完成了任务。可那时储运部门不仅没有得到表扬，反而受到了批评。”这是为什么呢？据说当时有个叫“停停打打”的原则没有执行好。所谓的“停停打打”，就是既要服从中央统一调度，又要保证省内粮食局势稳定。

　　同为当事人的袁恩昭(曾担任上海市粮食局供应处处长)也对上海的记者聊起过此事。外面出现粮食供应紧张的谣言。粮食局的运粮卡车三天三夜没有休息，从外地(杭州)紧急调粮进沪，才平息了市场的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