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从一个资本家厂里的童工，变成了一个国有工厂的工人，变成了“主人翁”。从此，我们是在为“我们”而非资本家工作，积极性自然高涨，而且对领导可以开展批评，“领导也很虚心”：大家都是为社会主义工作，没有自己的私人利益，大家很平等、很民主。

　　国家推进工业化进程，我们产业工人的地位自然上升。我明显感觉到社会上羡慕工人的地位。工人是国家的主人，如果在法庭上同时出现，我们工人可以坐着，而资本家只能站着。“工人阶级的地位可高了。” 

　　1956年，我第一次被评为全国劳模。1959年，我第二次成为全国劳模。表彰会后，劳模们回到宾馆，周恩来总理安排的游览汽车就停在外面，结果没有人出去，而是都集中在宾馆里学习文件。

　　周总理得知后，派人到宾馆传话：“既要会工作，也要会玩，这样才能更好地工作。”

　　于是，我们不得不上车去玩，但心里装着事，根本玩不好：“心里压力很大，都在想回去后怎么创新，怎么报效祖国。不能一个人好，要带动大家一起做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