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生活方式中“破茧而出”，在计划经济的夹缝中率先“洗脚”上岸，开始了改变命运的伟大实践。

　　1969年，钱塘江畔一个叫鲁冠球的农民和4个老乡凑了4000元钱，办起了一个铁匠铺。40年来，曾是裤管沾着泥巴、手中抡着大锤的乡村打铁匠，昂首从乡间走向世界，打造出全球同行业首屈一指的民族产业集团——万向集团。

　　20世纪80年代初，东海边一个叫龙港的小渔村里，村民们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造城运动，走出了一条不依赖国家投资、主要靠农民自身力量建设现代化城镇的新路子，被海内外誉为“中国农民自费造城的样板”和“中国农民第一城”，实现了从“小渔村”向“农民城”的第一次跨越，并率先推出土地有偿使用、户籍管理、民营企业制度“三大改革”，打破了壁垒森严的城乡分隔体制，成为农民参与城市化进程的标杆。

　　浙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全省“百万农民创业，千万农民就业”，创造了许多奇迹。诸暨山下湖如今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珍珠产地，珍珠产量占世界70%；嵊州领带年产量超过3亿条，占全球1/3；桐庐分水镇年产笔60亿支，全世界人均一支……

　　潮起潮落，“泥腿子”中催生出大批纵横全球市场的“农民企业家”和千万“农民蓝领”，书写了一个又一个鲁冠球式的传奇；穷乡僻壤的小山村里，高楼大厦和厂房拔地而起，成千上万的农民放下锄头，走进车间。

　　从“洗脚上岸”到进城务工、创业，浙江农民走过了艰辛而又孕育希望的历程。这支寻梦队伍在执着追求自身文明富裕的同时，也推动着城市和乡村的巨变。

　　与此同时，浙江各级政府以先行者的勇气和魄力，打开一个个“绿色通道”，在社保、医保、就业、教育等方面推出一系列城乡一体化的统筹政策，使得农民离开田地后不再徘徊于城市的边缘。

　　2005年初，针对外来劳动力的就业证卡管理制度在浙江正式停止执行，农民进城务工不再有任何政策性障碍。2006年，省政府出台《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实施意见》，首次就农民工问题发布政策性文件，针对解决农民工工资偏低和拖欠问题、用工管理、就业服务和培训、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维权等方面作了详细的规定。各地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政策也陆续出台，更多的农民挺起胸脯走进城市。 

　　在嘉兴，户籍管理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之分，城乡壁垒正在被打破，走出一条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新路，越来越多农民像城市居民一样，开始享有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贫有所济、弱有所助、幼有所学等多种权益。

　　如今的浙江，进城的农民不再是“打工仔”、“外来妹”，而是“杭州新市民”、“新宁波人”……他们当中一些人被选举为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为所在的城市和群体代言，真正成为城市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