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6年5月下旬开始的一轮由永嘉县委主导推动的“包产到户”实践，于1957年3月被扼杀在摇篮之中。然而，对包产到户的严厉打击并未使之在永嘉灭绝，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始终不同程度地存在。

　　永嘉“包产到户文化”溯源　偏居一隅的“生存文化”是永嘉“包产到户”的原始动力。南宋之前的永嘉一直远离国家统治中心，“天高皇帝远”的区位和长期抗击盗寇的经历，形成了永嘉人不唯上、不惧官、敢拼敢闯、团结互助的“生存文化”。

　　封闭地域的“耕读文化”是永嘉“包产到户”的文化根源。永嘉三面环山、一面临海，是南宋之后大量名门望族躲避战乱之地。他们在这里落户安居，孕育了永嘉独特的“耕读文化”： “耕以养家、读以报国”，注重“家”的独立性及其权利的不可侵犯，并在“耕”和“读”中把“家”和“国”的意志有机地统一了起来。

　　永嘉学派的“义利思想”是永嘉“包产到户文化”流变的思想源泉。永嘉学派强调“义利并举”，反对“以义抑利”；强调人的利益诉求对推动社会进步的意义。倡导通过合理的利益引导，使人的利益诉求与社会道义目标一致。永嘉学派“义利”思想的代际传承，形成了永嘉人讲求实利、不唯形式的务实风格，以及根据社会环境变化变换利益诉求渠道的灵活变通的处世哲学。

　　永嘉“包产到户文化”50年流变：从“包产到户”到“温州模式”　计划经济时代“包产到户文化”的变相体验。1957年以后的20多年，包产到户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批判，但许多地方还是创造出了诸如“明统暗包”、“大统小包”、“主统次包”等各种变相的实施形式，无论何种变相的形式，都未脱离包产到户的两个核心实质：家庭独立主体地位与追求实利的目标。

　　改革开放初期“包产到户文化”的发展与异化。计划经济时代一系列“分包”与“纠包”的明争暗斗中，永嘉人总结出了农村经营屡试不爽的一个铁律：“一包就灵”。当农村改革的春风吹到这里时，“包产到户”几乎一夜之间就在永嘉全面开花。随着大量富余劳动力进入非农产业，成就了曾轰动一时的温州人“胆大包海”、“胆大包天”的美谈。“温州模式”的创立则是永嘉“包产到户文化”的一次跨越式发展的结果。无论是早期还是中期的“温州模式”，都充分展示了永嘉“包产到户文化”的两大特质：家庭独立的经营主体地位和家庭间分工合作的团队精神，只是把合作扩展到更大的区域空间和农、工、贸的多产业合作。这一时期永嘉“包产到户文化”也有过异化的痕迹，如因“义利观念”的异化而曾经一度造成“假冒伪劣”泛滥。

　　新时代“包产到户文化”的约束与突破。当历史的车轮驶入新世纪，面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科技化、信息化的大潮，源于古老传统文化的永嘉“包产到户文化”开始显得难以适应，“温州模式”的缺陷显露无遗，并因受到传统“包产到户文化”束缚而难以克服，使“温州模式”一度陷入衰退的泥沼。目前，一种与“包产到户文化”密切关联的新的经营模式——专业合作正脱颖而出，极有可能为永嘉“包产到户文化”的未来发展续写全新的篇章。

　　永嘉“包产到户文化”50年流变的现代启示　家庭独立经济社会主体地位不可动摇。永嘉“包产到户文化”50年流变的历程证明，家庭独立经济社会主体地位越能得到尊重，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就越好。我们不仅要强调家庭独立主体地位不可动摇，而且还应赋予家庭更多的实质性权利，使家庭的独立地位更加稳固。

　　优秀的制度文化是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持续的动力源泉。永嘉“包产到户文化”不仅促进了永嘉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而且推动了“温州模式”的创立，而基于这一文化的合作经济亦正在蓬勃发展。事实证明，只要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发掘传统文化的新内涵，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并不断发展丰富它，就一定能够找到合理的方式来释放文化资源的潜在动力，持续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优秀的制度文化来源于基层民众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永嘉的“包产到户”从一种制度设计演化为一个地方的文化，并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不仅是因为制度的设计者对永嘉传统文化的尊重，而且是因为这个制度本身就来源于基层民众的自我创造，更为重要的是基层民众在不断的社会实践中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不断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