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民面临的新课题

　　怎样把循环农业生产、经营环节上的链条串起来，成为路桥农民张菊花面临的新课题，而农业创新团队的出现，填补了农民急需的“服务空白”。

　　张菊花并没有想到，臭烘烘的猪粪里，竟然包含着这么多“技术和经营命题”。

　　这位41岁的台州路桥区桐屿街道埠头堂村农民，5年前开始养猪，如今把规模从当时的10头母猪扩展到300头，还以猪粪为原料建起了有机肥加工场。

　　去年，她在猪舍边的鱼塘两岸种起了葡萄，试验有机肥的效能，“果然，葡萄个头大、口感甜”。今年，她又开始用猪粪养蛆，饲养具有滋补价值的“虫草鸡”。记者到访时，她手下的两位农民正在甘蔗林边挖沼液池，猪粪集中起来“化身”为沼气后，沼液和沼渣的利用，成为他们面临的下一个课题。

　　在发展循环生态农业的过程中，张菊花深深感觉到，当一个农民，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种几株稻、养几头猪”那么简单。

　　他们设想过在葡萄架下养蚯蚓。有关葡萄的种植知识，可以咨询林特部门，可是养蚯蚓是个新现象，具体该怎么养，他们全然没有把握，也不清楚该向何处寻求支持。

　　技术之外，经营上也存在着诸多难题。张菊花介绍说，在猪粪上动脑筋，起初只是为了解决环境问题。“这些年大家对生活环境要求高了，猪粪臭烘烘的难以处理，不免影响邻里之间的感情”。

　　然而，真把有机肥加工场建起来后，猪粪的来源又成了问题。“量不够，形成不了规模效应，加工场就没有收益”。

　　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张菊花拨通了沈坚的电话。凑巧的是，作为路桥区畜牧兽医局的局长，沈坚也在思考类似的问题：近年来，农业生产的面貌日新月异，传统的农技服务，是否还能适应当下的需求？

　　“不仅该管猪的饲养、防疫，还得寻思猪粪的利用。”在帮张菊花联系其他乡镇的猪粪来源的同时，沈坚还请来了区农技总站的李可富和区林特总站的洪婷，“老李是从事土肥技术推广的，可以帮忙试验有机肥、沼液的实际使用效果；小洪在林特部门，对于水果、苗木的施肥情况相当熟悉”。

　　“怎样帮助类似张菊花这样的新农民，解决他们面临的新问题——如何把循环农业生产、经营环节上的链条串起来？”沈坚说，他目前“领衔主演”的“生态循环农业创新团队”，就是想为农民的创新提供技术、经营和政策信息等多方面的“系统支持”。

　　从某种意义上说，试验数年、今年正式组队的路桥农业创新团队的出现，目的正在于，在传统农业产业提升和转型的背景下，填补农民急需的“服务空白”。

　　5支创新团队的出炉

　　避灾型农业、生态循环农业、“万元田”等工程的开展，都不是农机、农技或是畜牧一个部门能解决的问题。农业生产中各个相互剥离的环节，需要创新团队连成一条条“流水线”。

　　“农业社会化服务创新团队、避灾型农业创新团队、生态循环农业创新团队、农作制度创新团队、‘万元田’工程创新团队，”在梁祚青看来，“这些服务创新团队，针对的都是路桥农业发展中需要‘重点突破’的焦点问题”。

　　今年年初，27位路桥农业领域的技术骨干，涉及蔬菜、畜牧、粮油、园艺、农机等10多个专业，组成了这5支服务创新团队。每支团队都由5位以上不同领域的农技人员组成，由1位首席农技专家担任“领军人物”。

　　作为路桥区农业林业局的局长，梁祚青管辖着农技、林特、农机、畜牧、农经等多个部门。农业创新不是最新的命题，然而，各个部门之前所作的尝试，梁祚青认为只是“零敲碎打”，而且，相互之间的界限过于分明。

　　例如，在稻田里养泥鳅是一种高效生产模式，因为泥鳅不仅能吃虫子，还能起到肥田效果。但是，按传统的职能分工，种水稻归农技部门管，泥鳅则归渔业部门管。

　　甚至，有时，不同部门所做的创新努力，相互之间不仅形成不了合力，还有些南辕北辙。路桥区农林局副局长李连富依然记得，几年前农机总站推广机械化插秧，通过抛秧、直播等方式提高劳动效率，可农技部门对此却并不认同，他们认为推广直播、抛秧等轻型栽培更有价值。

　　事实上，如果能将两个部门的技术资源加以整合，农技创新的力量就能得到凸显：每平方米土地种多少水稻，总产量最高？这个问题，“农机”可以求助于“农技”；而通过什么方式来达到样本数，是种成长方形的、还是正方形的？“农技”可以咨询“农机”。

　　李连富介绍说，日本进口的一种插秧机，不能直接用于栽培杂交稻。后来，正是通过农机和农技部门的“智慧合作”，才让进口机械“活”了起来。

　　“农业比较特殊，不可能家家户户自己做实验。”梁祚青说，要把现代化农业大生产中各个相互剥离的环节，像一条条“流水线”一样贯穿起来，就需要“术业有专攻”的各个涉农管理部门，研究如何实现“服务整合创新”。

　　作为“避灾型农业创新团队”的一员，来自区畜牧兽医局的洪文杰说，这个夏天，他最大的收获是开始“跨行思考”。

　　台风来临前，团队中来自林特部门的同事，尝试在葡萄棚里运用“破眠技术”，通过改变葡萄的生长周期来避开台风灾害，这给了洪文杰启发：如果能打好时间差，将肉鸡在7月10日前饲养到上市的日龄，正好利用台风季节这一时间空档对栏舍进行消毒，不就能跨行业借用“破眠技术”的创新火花？

　　这也是张建新所乐见的场景。作为联系农林部门的路桥区委常委，他认为，现代农业所需实现的模式创新和产业转型，往往不是一个部门能解决的课题。服务创新团队所要致力突破的，正是“走出部门分工的局限，统筹考虑农业发展的前景”。

　　“首席专家”领导下的项目制

　　服务创新，不只是开开会、定期走访农家那么简单。创新团队给自己定下了具体目标，立志抱团摸索“边缘创新”之道。

　　9月1日，在季朝兵的组织下，“农业社会化服务创新团队”召开了每周一次的例会，主题是“晚稻的统防统治”。

　　这是传统话题，工作模式却有了改变，几个部门的人员既分工明确，又考虑彼此合作：来自农技总站的何国民、於维维负责拟订施药方案，来自农机总站的王济江、王申广主抓机械化服务，来自林特总站的洪婷管理林特产品……

　　作为区农技总站的站长，季朝兵不乏管理经验，可是“跨部门管理”，对他而言也是一种新的尝试。

　　有意思的是，在局领导商议初拟5个创新团队的名单后，作为负责人的“首席专家”，季朝兵等5个队长，有权调整名单，提出自己的“用人方案”。每个团队的名称，事实上就是该团队所要完成的“项目”。

　　服务创新团队采取的这种“首席专家”领导下的项目制，决定了团队的工作内容，并不是开开会、定期走访农家那么简单。季朝兵所在的团队，就给自己订下了具体的目标：用3年时间，培育3个在浙江省内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

　　最近，他们踏出了实现计划的“第一步”：将全区17家提供农技服务的合作社和咨询服务部的名单整理出来，包括名称、地点、联系人、服务内容，通过当地媒体的宣传，让农民获取这些信息，避免“农技信息不对称”。

　　这一番调查摸底，也让团队对合作社的发展状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如果提供单一的植保服务，效益不高，发展空间有限，”季朝兵说，团队计划建议各服务组织丰富和拓展服务对象，在水稻之外开辟更广阔的市场。

　　唐卫国的目光，则投向了现代农业发展的另一个维度。这位路桥区农技总站的副站长和首席专家，在本职工作之外，把更多精力投放在他负责的“农作制度创新团队”上。

　　“前几年，由于经济作物的效益明显，压制了粮食生产的面积。如何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上，帮助农民获取高收益？”唐卫国觉得，通过生态种植模式的推广，例如实行水旱轮作和立体种养，完全可以提高土地的“负重指数”。

　　农业与服务业的结合，在稻田里养泥鳅、“稻鸭共育”等涉及模式创新的课题，纷纷成为5个创新团队的服务目标。团队之间还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分享彼此在抱团摸索“边缘创新”之道时，获取的思想火花。

　　“区里每年安排10万元资金，作为农业创新团队的工作经费。”梁祚青介绍说，“如果团队不能完成年度目标，我局下设的领导小组办公室，有权提前解除团队队长的聘任合同。同样，团队队长对不能履行职责或不能完成目标计划的团队成员，也有权解除聘任。”

　　适应现实需求的“适时探索”

　　就像出现新的疑难杂症，需要医院各科室的会诊，针对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现象，政府服务的创新，也需整合各个层面的力量，进行“适时的探索”。

　　路桥金清镇有100亩土地，正在帮唐卫国进行“土地效益翻倍”实验。

　　在这里，茄科植物和水稻水旱轮作呈现的效益，将成为下一步推广这种技术的典型范本。而唐卫国和他的“多国部队”所要承担的，是克服“连作障碍”，减少病菌、改善土壤结构和提高作物品质的技术攻关任务。

　　“就像出现新的疑难杂症，一个科室解决不了的问题，需要医院各科室的会诊，针对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现象，政府服务的创新，也需整合各个层面的力量。”作为“万元田”工程创新团队的队长，路桥区农技总站副站长陶秀明对政府管理有了新的认识。

　　他意识到，有的时候，农业创新甚至需要“非农因素”的加盟。例如，在帮西兰花生产基地的农民联系出口公司的过程中，陶秀明发现，国外市场对农产品加工厂房怎么建，甚至连卫生间的建设标准，都有明确的要求。农民无法达到这样的标准，只能进行粗加工，无形中损失了“市场价值链”中的增值部分。

　　“农民对先进技术和经营理念的接纳，往往会有一种滞后性。”陶秀明说，以大棚番茄为例，由于投资成本要在二至三年后才能收回，农民往往不愿实践，仍然采用效率较低的露天种植模式。“我们要做的，就是扶持几个示范点，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加速农业发展。”

　　“传统分工试图对接现代产业时，人们会发现，有很多边缘领域和服务空缺，是以往的分工体系所没有涵盖的。该如何‘补白’，于是成为政府创新的一大主题。”省农办副主任邵峰说，路桥的农业创新团队，进行的正是这样一种“适时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