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民以食为天”。从这个角度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的“天”是灰色的。因为，我出生在共和国六十年间“天”最灰暗的那个年头——三年自然灾害。地点在一个东海边的小村子里。

　　科学家们说，人在7岁前是没有多少记忆的。所以，我的头7年，关于食物的记忆，是后来父母告诉我的。他们说，解放之初，吃饱是他们的愿望。为了吃饱，粗糠、青草、野菜，什么都吃过。当时，他们按照参加集体劳动的“工分”来换“口粮”和“工钱”。每年每人分多少斤粮食是定量的。每户粮食按“人头”算，如果“工分”换不到规定的粮食，就得倒给生产队付钱。那时候，粮食不够吃，就常常挖野菜充饥。

　　这样的情况，到了1960年前后就更严重了。那是1959年至1961年3年自然灾害，当时大家在食堂吃“大锅饭”，生产上则“大炼钢铁”，村里劳动力缺少，直接导致粮食低产。后来，食堂关闭，大家就都吃不上饭了。不要说一毛钱买10个鸡蛋，关键是没鸡蛋可买。活鸭0.28元/斤,活鸡0.32元/斤,1分钱1个鸡蛋,结婚酒席5元/桌。3年自然灾害一来，这些都没了。

　　当时，父母天天食不裹腹，四处找寻草根树皮，不被饿死，是当时很多农民的最高人生目标。选择这个时机降生的我，自然无奶可喝。牛奶，奶粉，不要说有，就是这俩词，就像我们没见过天外来客一样，大多数浙江农民都是闻所无闻的：什么叫奶粉？当时，能想到能找到的最珍贵的食物，就是小麦粉了。东讨一碗，西要一勺，倒入热水，调成糊糊，就是一碗奶了。味道嘛，现在想来总不大好的。糖，自然是没有的。那年头，都活不下去了，哪还有白糖、红糖？幸好，还有糖精！知道糖精吧？那个学名叫邻-磺酰苯甲酰的无色结晶，尽管无法被人体吸收，却因价格低廉和糖的极度缺乏，伴随着中国人民的生活差不多有四十年，骗着国人、也骗着当时幼小的我，大口大口咽下粗糙低劣的食物。直到进入本世纪，才渐渐淡出国人的饮食江湖。

　　骨瘦如柴的我，伴随着麦粉糊糊慢慢长大，虽然，严重营养不良。

　　有了点记忆后，对吃的场景有这么几个细节：

　　家里用木条拼搭出来的粗陋饭桌，上的是蟹酱，酱油汤，水煮的马铃薯，或者水煮的白菜梗，说不定还有一盘自家种的蚕豆角之类。餐餐大同小异，家家大同小异。蟹酱现在是好东东了，因为那是海货。但实际上，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那时的蟹酱，真不应该叫蟹酱，应该叫盐酱，在磨的时候，几乎是一斤小红钳蟹加上半斤的盐。为啥？为的是省一点，你总不至于大口大口吃盐吧！马铃薯、白菜梗之类为何总水煮后捞起来醮着盐吃？也就图个便宜嘛。吃掉了一斤盐，也就1角3分；

　　也过中秋节，也有月饼，大小也和现在的差不多，最大的区别是，如果有人想找个凶器，就是它了。那时的月饼，是绝对可以砸死人的。真要吃，牙口要好，还得有牙齿被硌掉的思想准备。当地供销社做的，巨石肯定是有几颗的；

　　当地的农民也种黄豆，但吃豆腐的待遇，比城里人都不如，豆腐票比城里人少。吃不到豆腐，让人心焦。忽然有一天，听说供销社开的豆腐店要向大家卖豆腐渣了，包括我父亲在内的农民们，万分激动。最后，我家把这份激动落实在我身上，让我去买豆腐渣。凌晨4点多，我就起来，托着个头大的碗，赶到豆腐店。豆腐店窗口开在石头垒起的墙中。也没路灯的，那时农民也没听说过有路灯这回事，只见夜光下，黑魆魆地排着长队，几十人呢，我都已迟了。轮到我，一星豆腐渣都没了。垂头丧气回了家。第二日，更早起，终于，盛了满满一海碗。多少钱已记不清了，只记得，老娘笑靥如花，从臭哄哄的坛子里捞出一把咸菜，炒了一碗咸菜豆腐渣，一家人吃得酣畅淋漓，饭锅见底——这豆腐渣，本应是用来喂猪的！

　　说到猪，三年自然灾害后，特别是进入七十年代，人们已能吃饱饭，但肉却很难吃到。过年才有肉吃，农民等着过年，才会杀了辛辛苦苦养大的猪，卖肉，再留几块给自己过过年。所以我天天盼过年。

　　大概一九七几年了吧，这东海边的小村子居然也有啤酒了，白酒黄酒还要票，啤酒那是稀罕物。这是当时农村最资产阶级的东东了。没见过世面的农民们，怀着好奇、紧张的心情，怕露“富”，偷偷摸摸做贼般买了瓶来，抿了抿，破口骂人：什么老酒，一股泔水臭，上当了！唉，都是物质贫乏惹的祸；

　　高中，1975年的事了。离家好几里，上学去，必路过一青瓦石墙小食杂店。当时饼、糖、果类的副食明显比以前多了。5分钱一个的鸡眼饼，茶杯盖那么大，上面戳着星星点点，里头夹着薄薄的豆沙，算是人间美食了，从此成了我和同学的最爱，一个高中下来，吃了不下百个，花了我整整5元钱。当时，也不算是小钱了。

　　到杭州上大学。工作后，已是改革开放好几年了。1978年底开始改的革开的放，这“以食为天”的“天”，迎来了真正的变“天”。

　　1982年5月，父亲来到我远离杭州的临时工作地看我。用什么招待？老父好酒。中国的物质匮乏已是几十年，老酒从开始的紧缺但不需要酒票，到凭票喝酒，再到八十年代初开始，放开肚子只要有钱只管喝，父亲的酒债已是欠了几十年。这次，要给他满上一杯了。这时的市面上，除了洋酒，各种各样的酒，黄酒白酒啤酒汽酒什么的，都有了，尽管包装依然简陋，档次依然很低，但品种已是丰富，选择余地很大。那时的商店，没有私营的，都姓公，凡百姓吃的，除了粮食由粮食局管，其他大多数副食品，由商业局管着。比如酒，就在商业局下的糖烟酒公司流进流出。最终，我找了个商业局的关系，居然弄到了瓶茅台。那时的茅台，依然是神秘的稀罕物，就算你有钱吧，没关系一样没得喝。那叫计划经济。

　　商业局说，糖烟酒公司里有两种茅台，12元的和8元的，你要哪一种？看看吧，那时的食物虽然还是紧张，但价格可比现在厚道多了，只要这么几块钱！哪像现在，一瓶茅台包了一层又一层，几百几千几万元的，还十瓶九瓶假的。想想一月工资只48元，就拿出6分之一，弄了一瓶。当晚，父亲醉了，说着醉话：这辈子还能喝上茅台。现在社会真当好！

　　那个八十年代，尽管改革开放没多少年，老百姓的“吃”却已是突飞猛进。特别是80年代中后期。各种责任承包制度开始实行，工资涨了几元十几元，市场上的鸡鸭鱼肉多了，粗粮食品逐渐从老百姓的餐桌上退出，细粮开始成为餐桌上的主角。苦了几十年的人们突然发现，原来还有一个这么好吃的叫“零食”的东西。印象深刻的是，那时我每年回家过年，都要去一趟解放路上的杭州食品商店。尽管，它只有如今超市的一个角落那么大，但当时，它是杭州最大的食品商店了，柜台上一排排玻璃格子里，装满了花花绿绿的糖果。我大叫着“同志、同志”，要求营业员替我各抓上几把，拼成几斤，用纸袋包好后带回老家。

　　城里来的糖果，在农村收获了一片片赞叹。而还没过五年，我已经无颜再带这些糖果回乡了。因为，这些，农村也已有了，而且有更好的了。

　　上世纪90年代初，杭州市区餐馆已多得像雨后春笋，大街小巷各种档次和风味的餐馆随处可见。

　　上世纪80年代，粤菜风行全国，进入90年代，川菜、东北菜、湖南菜盛行；90年代后期，淮扬菜、上海菜、杭帮菜时兴。而更让百姓胃口兴奋的是，西式餐饮的“入侵”，西式快餐店，汉堡包，热狗，油炸食品，炸鸡，冰淇淋卷，煎薄饼和份饭。还有洋酒轩尼斯XO、麦当劳、肯德基。

　　1992年，杭州开出第一家肯德基快餐店。当年国庆节，我在吴山路与延安路之间的仁和路南侧，啃上了平生第一只油炸洋鸡腿。

　　进入新世纪后，一边是法国大菜、哈根达斯、意大利比萨、日本料理、印度餐厅等开始在杭州街头横行，一边则是蜗居小街小巷的各地风味小吃四处招摇。吃遍杭州或吃遍XX，已是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

　　年夜饭是一个最好的象征。当年为吃肉盼过年的我，以及很多人，这些年都上酒店吃年夜饭了。我家的年夜饭，从秋涛路上的一家海鲜餐厅，一直吃到五星级的专做鱼翅鲍鱼的大酒店。那一年年三十，在一家以做鱼翅闻名的酒店，三桌人围坐。席间，保姆咂咂嘴说，这个饭店，厨师本事大的，山粉面（农村这样叫蕃薯粉丝）都这么好吃！她刚刚一碗300元的鱼翅下肚。

　　所以说，生活如梦。当年连草根树皮都当作救命物的人，现在居然已视鱼翅如常物。心里一定在想，现在的社会好啊。

　　是好，真的是好，如今的很多人，连鱼翅都不要吃了，嫌这些山珍海味不健康。说是吃得太多了，吃得太好了，身上营养过剩。当年是饿出病，现在是吃出病。怎么办？再回过头去，去啃那些当年为生存而啃的玉米棒、地瓜干，去嚼那些当年为活命而嚼的蕃薯藤野生菌。当年吃厌了马铃薯、蕃薯干的我呢，顺应潮流，在楼顶种起了庄稼：青菜、黄瓜、丝瓜、玉米、茄子、四季豆、桔子、甘蔗……

　　什么叫沧海桑田？这就是了。同是五谷杂食，五六十年，一个甲子，那已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了——换了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