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据人民日报报道　在我国的收藏界和拍卖市场，不仅郑孝胥、周作人、胡兰成等身兼文化人的汉奸之书法大行其道，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纯”汉奸的手迹也时现踪影，形成一种“汉奸文化现象”，让人费解。

　　1992年10月，中国大陆出现艺术品拍卖。1993年6月，郑孝胥的书法对联便出现在上海某拍卖公司的首届拍卖会上，汪精卫的行书立轴更是以高于估价上限60余倍的价格受到追捧。陈公博、周佛海、胡兰成的作品也在这几年开始进入拍卖。

　　郑孝胥是伪满洲国的主要筹划者和干将；周作人抗战爆发后公开投敌；胡兰成是汪伪政权的宣传部次长兼法制局局长，近年，其与张爱玲的短暂婚姻得到一些人的关注；而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则是为天下人诅咒的大汉奸。这些当年因附逆叛国而为万人所指、如今依然为人所不齿的民族败类，其书法与手迹为什么会得到拍卖公司的关注、得到收藏界的眷顾呢？ 

　　中国历史上，宋代书法家中有两位蔡姓人士，一为蔡京，一为蔡襄，但是，“宋四家”人选的确定与排列，从南宋始即是今天公认的“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对于蔡襄书法的褒贬，无论何时何人，都同意这样的说法：蔡襄人品高于蔡京，故无论如何，人们都愿意“取襄舍京”。如此取舍不仅保持了书学传统的纯粹：书品即人品，也保证了道德标准的一统：厚德以载物。

　　蔡京当年位列三公，权倾当朝，其书法也是名重一时，其奸臣臭名永在，故其书法因此而存世极少。蔡京是祸国殃民，郑孝胥是卖国求荣，理应罪加一等，可是，郑孝胥的书法交付拍卖数以千计，总成交额高达2000万元。这冷热反差，难道不能说明我们对于汉奸的清算还远远不够吗？难道不能说明艺术品交易中道德标准的模糊吗？难道不能说明艺术品投资与收藏中人类良知的脆弱吗？

　　如今，社会稳定，政治宽松，我们可以拍卖和收藏赵孟頫、王铎的作品，因为对于他们当年的“投靠异族”（赵事元、王事清）我们有了新的认识，元朝和清朝只是少数民族当政，而非异类入侵；甚至我们也可以拍卖和收藏郑孝胥在投敌叛国之前的书法作品，可以拍卖和收藏周作人、胡兰成“作人”时创作的手稿，但是，对于他们“作鬼”时的故作矜持，对于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人附逆时的丑行遗迹，便没有必要、也不应该识之为宝。问题是，汉奸书法的拍卖量如此之大，收藏面如此之广，到了理应棒喝的地步了。

　　我们有必要重复这样一个事实：侵华日军给中国人民造成了3500万人伤亡、6000亿美元的巨大损失……这个痛是永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