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载：江苏苏州出了个姓“点”的小孩儿，这个孩子既是父系的独生子女，也是母系的独生子女，爷爷、奶奶与外公、外婆都希望能跟他们姓。于是外公拿出了最佳方案，取新姓——“点”。其理由是：姓名本是一个人的特定符号，突破传统姓氏是完全可行的；“点”字有四点，分别代表全家四个姓，上面的“占”字，则表明这个孩子为“全家四姓共同占有”。 

　　另据2007年8月教育部召开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新闻发布会”介绍：据2006年调查，全国姓氏有2．3万个，其中129个常用姓氏占总人口的87%。姓名结构已逐渐发生变化，出现了四个字以上的姓名，还出现了 “奥斯锐娜王”等极端个性化的名字。 

　　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定势，姓是祖先所传，名是父母所授，名字不合意，或可自取一个，但这个姓是万万不能变更的。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中国的姓氏制度自先秦发展至今，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呈现出既不同于传统模式而又与传统有着密切联系的新形式。 

　　姓氏观念开始淡化

　　按照传统观念，姓氏代表的是家族、宗亲、血缘。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是共姓至上的群体原则，传统社会形成了一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姓与祖宗、群体密切相联，只有那些不孝子孙或被宗族除名出族的人才会改变自己的姓氏。历史上有的家族改姓，总有着出于万不得已的原因。在中国人的眼里，姓是“传宗接代”的标志，具有强烈的生命血缘意识，孩子跟谁姓，就意味着他是谁家的后代。直到现在，我们还可以听到夫妇因子女跟谁姓而引起争吵甚至上法院的事情，当然这种情况正在减少，现在更普遍的是家族观念的剧变导致姓氏观念淡化。 

　　家族观念的剧变是因家庭结构的变化所致。在当今中国，像曹雪芹笔下《红楼梦》中的贾府、巴金笔下《家》中的高家那样“四世同堂”、“五世其昌”的传统大家族早已解体，由一对夫妻和未婚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已成为当今家庭结构（主要在城市）的主要成分，几千年来以男子为家庭中心的传统观念也正在逐渐淡化。家族制的变迁必然促使宗族观念淡薄，同一姓氏的房族内依亲疏远近和长幼辈分来界定尊卑的方式已显然失去了效力。再加之独生子女家庭普遍增多，使亲族间的关系网大为简化。在这种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动下，传统的姓氏观念产生了根本性的动摇，这表现在： 

　　子承父姓的习俗已发生变化，子女可以从父姓，也可以从母姓，或以父母合姓作为名字，有的甚至另取一个新的姓；

　　现代社会勿论姓氏，勿论性别，勿论门第，勿论家族，只有职务之分，而无尊卑之别；

　　“姓”、“名”合一的趋势正在开始。例如，有的作家、艺术家长期使用固定的笔名、艺名，而原名却被淡忘了。笔名可能是一个词汇，例如，李芾甘的笔名叫“巴金”，到底是姓巴名金，还是就叫巴金人们对此都不会深究。

　　而随着社会发展，我们的姓氏制度还将继续发生变化。 

　　姓氏分布不平衡，大姓人口爆炸

　　中国古今使用的汉字姓氏，多达两万余个。但由于数千年的历史发展演变，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古今大量姓氏已经废弃不用，表现为姓氏用字单调、大姓人口比例庞大等现象。我国目前使用的汉字姓氏约为3600个，而在汉民族中有87%的人仅用了100个常用姓氏。在这100个姓氏中，王、李、张、刘、陈、杨、赵、黄、周、吴、徐、孙、胡、朱、高、林、何、郭、马等19个大姓的人口却占了汉族人口的55.6%；而在这19个大姓中，居于前三位的李、王、张三个“超级大姓”则占了汉族人口的22.4%，这就是说全国约有2.5亿的人只用了这三个姓。 

　　大姓之所以“人满为患”，这是长期的历史积淀造成的。首先这些大姓在历史上往往就是“国姓”（帝王之姓）或是世族望姓，人口一直较多。如曾为“国姓”的：李、刘、赵、朱。光此四姓所立唐、汉、宋、明四朝，计为1301年， 就占了自西周共和元年（前841）中国历史的文字记载开始获得保存迄今（前841-2099）共2850年的信史时代的46%。这四姓对于中国历史、中国姓氏史的影响可谓大矣！ 

　　19个大姓中的其他姓氏，也多为“帝王之姓”或望姓大族，影响广，人口也特别多。再加上通过赐姓，有不少别的姓氏（如汉、唐、明三代帝王曾大规模搞过赐姓）改为帝王之姓。另外，还有不少人出于各种原因，也纷纷改为这些“人多势众”的望姓。直到今天，仍有一些姓氏，主要是少数民族姓氏，也还在改从这些大姓。经过历史的长期累积，造成今天大姓人口“爆炸”。 

　　少数民族姓氏变迁

　　我们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体，由各少数民族经过长期交融汇合形成的。在民族文化交融过程中，许多少数民族逐渐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将本民族原有的姓名制度改作汉族习惯的姓名形式。

　　1981年出版的《新编千家姓》共收集了单姓、复姓3107个，里面就没有三字以上的姓了。从前满族有“八大姓”之说，现在这八大满姓已全部汉字化：佟佳氏改为“佟”，瓜尔佳氏改为“关”，马佳氏改为“马”，索绰罗氏改为“索”，齐佳氏改为“齐”，富察氏改为“富”，纳喇氏改为“那”，钮祜禄氏改为“郎”。 

　　随着边疆建设的开发与民族文化的交往，少数民族新生一代取作汉字姓名的现象普遍；演进至今，已有不少少数民族青少年的“姓——名”形式几与汉族无异，以至于本民族原先的姓名制度，在年轻一代已不暇致详了。

　　对未来中华姓氏的观察与思考 

　　首先，现代社会生活的诸种因素促成了中国人姓氏观念的淡化，这似乎已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姓名”合一的现象今后也还会继续发展。但是，作为中国文化数千年历史结晶与传承的姓氏无论如何不会消亡。中华姓氏的悠久绵长与丰富内涵，中华姓氏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的人生观、自然观、价值观、审美观，以及所体现的中国文化的统一性、连续性、人文精神与对民族、对故土的亲和感和认同感等，这在世界各民族的姓氏中都是独一无二的。中华姓氏必将伴随着中华文化的发展而生生不息，绵绵流长。当然，姓氏的表现形式与观念或许还会有新的改变。此外，从姓氏的实际价值而言，姓氏也是不会消失的。虽然法律认可公民有改变姓名的权力，但是，这种改变决不是随心所欲，必须按照有关规定办理一定的法律手续。因为作为人的个体象征的确定专名的姓名，具有约定俗成的专一性、占有性与永久性；人的姓名一经户籍机关登记，就成为公民的一项重要的不可侵犯的人身权利，具有法律上的严肃意义。 

　　其次，即使仅从优生学的观点来看，姓氏的使用也是绝对需要的。如今，近亲结婚往往发生在交通闭塞、文化落后的偏远乡村，这些地区也往往是同姓聚居几代、几十代。除其他措施外，同村、同庄采取“同姓不婚”（这些同姓的血缘常常十分相近，不出五代）即为既方便又科学的一种手段。

　　再次，姓氏不要简化。简化字的使用是我国文字改革的重要内容，但国家在公布简化字的同时，也提出姓氏可以不简化。然而这一重要原则并未引起人们重视，以至在社会上姓氏普遍被简化，甚至随意简化，造成姓氏混乱。例如萧与肖、雲与云、修与脩、種（zhǒng）与种（chóng）、後与后、塗与涂、萬与万、於与于、幹与干、穀与谷、黨（zhǎng）与党（dǎng）等；这几组姓氏不应简化，一简化就等于改了一个姓。尤其是将傅、詹、潘、戴、蔡随意“简化”成付、占、泮、代、菜，就更没有道理，既混淆姓氏，又乱用简化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