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孩子们的眼里，“母亲”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个主要由浙江语文老师组成、三十多名来自教育“第一线”的语文老师共同发起了“小学语文教材中的母亲和母爱”专题研究。他们把全国使用最为广泛的三个版本的小学语文教材作为研究对象，对里面关于母亲、母爱的课文进行梳理，用人文的视角重新审视。

　　今年2月，他们近20多万字的研究报告《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以专辑的方式，刊登在教育学术杂志《读写月报·新教育》。令人意外的是，这次原本属于教育圈的学术讨论，却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当报告转贴到天涯论坛后，两天之内回帖多达20多万，许多人在网上开始第一次反思自己对“母亲”的理解。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篇带有怀疑精神的报告之所以会引起如此深刻的共鸣，是因为它所讨论的不单单是一个简单的教学问题，更重要的是，它让更多的成年人在这些课文中学会“如何为人父母”。

　　用一种人文的视角，重新审视那些被我们使用的课文，重新评价那些过去印象中的“母亲”。

　　吕栋，桐乡凤鸣高级中学的语文老师，一位六周岁男孩的父亲。

　　在研究这个专题之前，他并没有对小学语文做太多的关注。直到去年9月的一天，他的一位杭州的朋友——同样从事语文教学的郭初阳，向他发出了一个邀请：一起研究小学语文教材里关于母亲的课文。

　　对吕栋来说，这显然是一个很新鲜的研究视角，更何况，“出于私心，我也想在儿子上学之前，先看看他将要学习的东西。”

　　而作为此次专题最初的倡议者，郭初阳的心情却没有这么轻松。这位长得白净清瘦的老师坐在记者对面，显得有些瘦弱，但是透过他的眼镜，却可以感受到他目光下所蕴藏的一种力量。

　　“本来我是教高中语文的，对小学语文并不熟悉，只是在为杂志撰写专栏文章时偶然发现，小学语文教材里有许多母亲、母爱的文本存在相当问题。”

　　郭初阳随手挑了几篇有关母亲的课文：在江苏教育出版社版的《蘑菇该奖给谁》中，兔子妈妈把蘑菇奖给了和骏马赛跑的小白兔，而把和乌龟赛跑的小黑兔冷落在一边；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儿子们》中，老爷爷无视跳舞歌唱的两个儿子，眼里只有正在劳动的儿子……

　　“基于现代公民的社会常识，这些课文的价值判断是有问题的，是涉及到教育理念层面的问题，我觉得有必要提出来让教材编写者和一线教师都注意到。”郭初阳说。

　　这位以思考见长的语文老师，几乎每一节公开课都让听众有悚然一惊的愉快，2005年他获得全国语文公开课比赛第一名。在杭州外国语学校任教时，“他对教材的审视和反思，无不站在现代公民和母语教育的立场”，因而被视为“新生代”教师的代表。

　　“小学语文的重要性在于，它教会孩子的不仅是几个汉字读音、写法，更重要的是它在培养孩子对世界的认知和是非判断能力，这些将影响人的一生，而‘母亲’的主题，对孩子的成长更为重要。”

　　从发起之日起，郭初阳身边迅速汇聚了三十多个身处全国各地、执教各年级段的语文老师，其中浙江的老师大概占到了总数的一半以上。他们给这个团体起名为“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后简称“第一线”），意为“其成员均来自工作在教育一线的教师”。

　　“我们希望用一种人文的视角，重新审视那些被我们广泛使用的课文，重新认识那些过去印象中的‘母亲’，让孩子认识一个健康的‘母亲’形象。”郭初阳说。

　　美文的巨大作用在于，当人们享受了优秀的东西之后，就会对稍次的东西产生免疫力。

　　摒弃了对教学技巧的研究，直入教学内容的本质，这样的讨论，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会跳出原有的教育界范畴。

　　为了保证研究的广泛性，参与“第一线”的三十多位成员分为三组，分别针对目前小学教材中使用较广的三个版本教材——江苏教育出版社版、人民教育出版社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版里有关母亲课文进行分析，三个小组的组长都是浙江人，分别是杭州的郭初阳、绍兴的蔡朝阳和桐乡的吕栋。

　　采访中，蔡朝阳向记者坦言，他所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研究的野心超越了我们的能力”。相比之下，吕栋的心态更为平和一些：“我们不是教育专家，只是业余玩票，但是我们希望能够为了孩子做些有益的探讨，有利于提高语文课堂的文化品格。”

　　在研究的半年多时间里，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小组成员都是在QQ里讨论问题的，只有在快成稿时，所有人在萧山开了一次碰头会。

　　对于此次讨论浙江老师的表现，《读写月报·新教育》的编辑童蓓蓓评价，善于反思、具有人文精神是这些浙江教师的特色，同时他们“对孩子天性自由的推崇”，有着“近乎执拗的坚持”。

　　在这三个版本36本教材中，涉及母亲、母爱的约有两百多篇课文，其中有不少是我们熟悉的课文——《小蝌蚪找妈妈》、《落花生》、《植物妈妈有办法》。

　　郭初阳对文本真实性的看重，几乎到了“苛刻”的程度。他认为，如果是一篇小说，其中的逻辑必须符合人的基本常识；如果不是小说，那所写的内容必须是作者真实的所见所闻，否则我们“不可以用一个虚构的故事来说服孩子相信一个道理，并以此来指导孩子的实际行动。”

　　所以，郭初阳会为了考证屠格涅夫《麻雀》的真实性，翻阅建国以后所出的8个译本，甚至干脆到历史档案中去找答案。而这样做只是为了告诉孩子，“真实”是做任何事的第一要素。

　　他们同时发现，教材里的许多“不健康”的母亲形象，比如极度压抑的母亲，以工作太忙为理由打发女儿的母亲，功利性太强的母亲，虽然有些评价或多或少带有一些个人色彩，但点评人所具有的人文视角，不失为一勺“心灵鸡汤”。

　　来自绍兴，从事教学工作整20年的刘发建，在前期参与了讨论，他认为在对教材批判的基础上，还需要为孩子建设一个美好的样本。

　　事实上，刘发建在日常的教学中，也发现了许多“有问题”的课文，而他采用的是一种“批判性教学”法——前半堂课先按照课文的要求讲，等学生掌握了教学大纲的知识点后，再重新引导学生对原有内容进行独立思考，通过对比找出文中的漏洞，用自己的判断去推翻原先错误的印象。

　　刘老师的想法，后来和其他的小组成员不谋而合，在报告的最后，推出了推荐版——12篇分别适用于12个学期的语文课文，这些篇目引自不同的名家名作，是从三十多位老师推荐的名录中挑选出来的。记者在里面看到了顾城的《永远》、金子美铃的《没有妈妈的野鸭》、龙应台的《你的眼睛里有我》。

　　“塔科夫斯基在小时候，他母亲就给他读《战争与和平》，从此以后，塔科夫斯基‘再也无法阅读垃圾’。”吕栋说，美文的巨大作用在于，当人们享受了优秀的东西之后，就会对稍次的东西产生免疫力。

　　和20多年前的小学教材相比，现行小学教材从观念到文本各方面都有显著的进步，如果还要批评，那不是大家来找茬，而是我们的要求更高了。

　　近20多万字的研究报告《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于今年2月刊登在教育学术杂志《读写月报·新教育》，杂志的封面就用了这个标题。

　　令人意外的是，一次原本属于教育界的学术讨论，却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报告后来被转贴到了天涯论坛，两天时间里，点击人数达到了20多万。

　　吕栋在后来的采访中说，自己也是在着手后“才发现它的真正意义”。

　　在天涯的回帖中记者看到，有人高度称赞这种反思，认为像这样深刻的思考在教育界是“很少见的”；也有人批评，认为他们是在吹毛求疵，“为批评而批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还有的网友，干脆全盘否认报告里的很多价值观，觉得与传统教育理念相差甚远，“不敢苟同”；还有的老师觉得，把课文上好才是当好教师的本份，不应该去怀疑教材里写的东西。

　　许多普通家长也前所未有地加入了这次原本属于教育界的讨论，有许多人开始反思自己平时的教育方式，是不是也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教材中的那些“不健康”的“母亲”形象，是不是自己正在用自己固有的思维，来抹杀孩子心里天然的爱和灵性。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篇带有怀疑精神的报告之所以会引起如此深刻的共鸣，是因为它所讨论的不单单是一个简单的教学问题，更重要的是，它让更多的成年人在这些课文中学会“如何为人父母”。

　　不过，无论是批评还是赞同，“第一线”的成员们都将其看作是一种进步，“毕竟在过去，对权威的教材进行颠覆性的批判是不可想象的。”包括一向“反叛”的郭初阳也这样认为。

　　正如采访中吕栋所说的，他们只是凭自己的直觉和经验，看到了现有教材中的问题，如果提出的问题能引发读者对“教育本质”的追寻，对教育理念的完善，那么，目的也就达到了。

　　在报告的最后，蔡朝阳为儿子“菜虫虫”写了一篇《一个父亲的感言》，其中这样写道：“即便‘菜虫虫’将来读小学，小学教材还是像现在我们看到的三套一样，我也已经减少了不少担忧。和20多年前的小学教材相比，现行小学教材从观念到文本各方面都有显著的进步，如果还要批评，那不是大家来找茬，而是我们的要求更高了。……就像过去20多年来小语界前辈们持续推动的进步，我坚信未来的进步仍会继续甚至加速。”

　　在现实中，已经有人开始行动。小组成员之一的吴和众老师告诉记者，他所在的浙江苍南第三实验小学，将在9月开学后，把12篇推荐文本在6个年级中进行试教。“毕竟，课文选得好不好，是不是真正孩子心目中可敬的‘母亲’，最终还要看孩子认不认可。”

　　我们都将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