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日，在《浙商》杂志创刊5周年庆典活动上，国内著名的金融专家夏斌正式受聘为《浙商》杂志特约经济学家。夏斌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之前曾先后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等金融主管部门任职，并出任过第一任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

　　在接受《浙商》记者采访时，旁人与夏斌开玩笑说，很多人不敢跟你聊天，就是因为你的眼神有点“毒”。的确，不论对人，对事，对社会，夏斌都看得很透，剖析得很犀利。在整个采访过程中，他确实常常会以“很多人都说……但我认为……”这样的句型，淋漓尽致地表达出其独立于普遍论断之外的思考。

　　美国经济复苏之时，

　　更要当心中国资产价格的动荡

　　《浙商》：从今年上半年的相关数据看来，中国经济似乎已经处在企稳回升的态势中。近日，国外几大投行机构纷纷表态看好中国未来经济，摩根士丹利更是率先掀起了上调中国GDP预期的行动，并预计国际热钱将大量流向中国市场。您觉得这对于中国经济是不是一件好事？

　　夏斌：年初，国内许多学者说中国“保八”有希望，一些国际投行和国际机构却都不看好，有的甚至说只有5%左右的增长，现在又一边倒地纷纷调高对中国增长的预期。到底是他们不了解中国国情、对中国分析水平差一点，还是另有想法？不好说。恐怕是前者。

　　现在有些国际大投行又纷纷唱多中国经济、特别是唱多中国房地产、股市。同时，国际收支统计上“说不清”的外汇流入又在加快，对此，国人是不能不当心的。这一轮房市、股市上涨固然有其基本面的因素，在各国央行“放水”救经济背景下，中国的实体经济比较争气，已率先复苏，对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可能是最高的，因此，国际游资自然是最看好中国的实体经济。同时，一部分游资挤进中国市场，想在资产市场上“捞一把”，这种状况也不能不警惕。因此我认为，当美国经济复苏之时，外资流出，我们更要当心中国资产价格的动荡。

　　《浙商》：这是不是和投资中国实体经济，短期内获得的投资回报率不高有关系？

　　夏斌：不，不能完全这么说。投资中国有的实体经济行业，回报率有的比外国的高。主要是外资有多种外资。有的看重中国实体经济高增长率来投资的，有的外资是短期资金，是游资，就是喜欢短期投资，喜欢在动荡的金融市场上赚钱。另外，现在中国本身的金融体系也有问题，有些引资主要不是在引技术、引管理，是在引纯资金。

　　国家下一步应在加快金融融资体系改革的同时，突出以国内消费为主导的结构调整，突出“消费为纲”的方向，改变“高储蓄、低消费”的结构问题，这样，情况就会好一些。

　　“逼”出一个和大国经济体相适应的

　　大国消费市场

　　《浙商》：中国目前应该如何真正拉动内需消费，从而改变不合理的经济结构？

　　夏斌：从现有的数据来看，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复苏。政府应尽快确立国家收入和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概念，而不仅仅是财政部当年财政收入的流量概念。

　　目前，仅中央控股企业有18万亿净资产，同时有大量金融控股企业的好资产、土地财产。政府可以在基本不降低投资率的同时，通过改变资本持有人，减持部分股份的换取资金，用于居民消费。同时，有关部门应抓紧出台国民收入分配改革的具体意见。在政府储蓄方面，应进一步向公共财政转移。在企业储蓄方面，基于推出中央国企利润分红试点的基础，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和分红比例，分红资金纳入财政统一预算，以支持国内消费。在居民收入方面，应进一步降低包括个人所得税在内的各种税费。此外，可先在中小城市放开户籍管理，让一部分农民工赚钱后到中小城市落户，从而带动中小城市城镇化建设，推动消费，提高居民福利。

　　《浙商》：《浙商》杂志不久前对百家浙江民企有过一个调查，有九成企业家涉足虚拟经济。这会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夏斌：我认为，对中国这样一个正处于发展阶段和崛起过程中的国家来说，应鼓励、引导提高居民来自实体经济资本收入意义上的财产收入，而不是突出来自房地产投资等资产市场上的财产收入。关键是要放开投资渠道，放开一些垄断性投资领域，降低投资门槛，这里面包括很多国企，政府可以减持一部份股权，出让给民间资本。

　　《浙商》：您在去年底曾说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金融危机不全是坏事，它会倒逼着中国去改变现在的经济结构？ 

　　夏斌：是的，我在去年年底，危机刚影响中国时说过，美国金融危机是坏事，也许过5到8年以后，回过头来看，可能中国会感谢美国这场金融危机。现在我们确实会遇到了许多想象不到的困难，逼着我们调整政策、调整结构，说不定过几年后就会“逼”出了一个新的经济格局来，“逼”出一个和大国经济体相适应的大国消费市场来。 

　　当然，对于很多以出口为导向的省市，还是要想办法尽可能去保住目前海外的市场，其次要考虑如何去开拓一些新兴市场，比如拉美和非洲。

　　在这场表现为全球经济失衡的危机中，美国是“高消费、低储蓄”，中国是“高储蓄、低消费”。危机一爆发，小布什总统曾批评说：“华尔街喝醉了”。我补充比喻：华尔街喝醉了，酒是谁送的？相当部分的酒是中国送的。现在华尔街不喝了，怎么办？中国生产的酒，中国人要自己喝。自己不喝，企业就破产，工人就要下岗，这就意味着，中国出口减少了，必须要扩大国内自己的消费。而原来出口的酒是“XO”，浙江人喜欢喝的是“花雕”，怎么办？这就意味着，中国的产业结构要调整，这就是这轮全球危机及其调整的逻辑。

　　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为下30年经济起飞铺路

　　《浙商》：现在很多中国企业乘中国经济率先复苏之时，到海外“抄底”，比如之前温州商人收购国际品牌皮尔·卡丹，以及收购英国“螺旋桨”电视台等。您是怎么看待这些海外“抄底”的？这是企业正确的选择吗？ 

　　夏斌：从总趋势看，从方向看，海外危机中一大批企业倒下，资不抵债，对中国拥有巨额外储的国家和企业来说，绝对是机遇。出去“抄底”也绝对是正确的选择。但对某一具体项目来说，是否机遇，要具体分析，那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机遇。

　　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复兴和崛起的大国，去海外收购企业，这是必须经历的过程。当然，“抄底”成功与否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你走出去的动机是什么，是为了开拓市场渠道，还是获得技术，还是为了去争取更好的团队？这一切基于清晰目的之后的大量准备工作，是充分的、有把握的，包括谈判的策略。

　　需要指出的是，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肯定会“摔跤”，会有教训，这也很正常。放眼美国、日本，哪个发达国家的大企业不是在犯错中强大起来的？因此，我们的主管部门，我们的媒体，应该用一种呵护的态度去对待“摔跤”的企业，帮助他们。

　　《浙商》： 在最近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亲自下楼迎接来自中国的代表，而很多在现场的企业家也表示，美国人似乎放低了自己的身段，主动来找中国人交换名片了。很多人说这是因为现在中国是美国“债主”的原因，不知道您怎么看？ 

　　夏斌：你说的现象我没看见。但我记得，曾有很多人在抱怨，人民币汇率调得慢了，导致2万亿外汇储备被美国“绑架”了。现在看来，不管是你说的希拉里下楼迎接中国代表、主动交换名片，还是对中国崛起国际上由“崩溃论”、“威胁论”到现在“中美国”一词，这是否可以起码说明2万亿外汇是有一定的“砝码”作用？看一些经济现象，学者不能太书本概念化，在大国兴衰的历史过程中，有的不能只从纯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

　　《浙商》：您在不久前和 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对话的时候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没有引导国际知识界去研究如何改革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这本身就是一种误导。那么在中国经济学界存不存在类似的误导呢？ 

　　夏斌：我一直在想，中国改革中有些具体问题，外国专家并不了解，邀请“国际大师”来解读中国经济现象，有时可能为难了人家。30年改革历史中，我曾当场多次遇到这样的情景：当中国人提问外国专家时，很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专家或其他专家都谦虚地说：“中国的问题我不是很了解，还是去问中国专家吧！”

　　的确，中国一些特殊的经济现象，也确实只有我们中国人自己才能分析和解读。就好比我上次对话克鲁格曼的现场，有一个学者问克鲁格曼：中国“三农”问题怎么解决？可是克鲁格曼用手扶起耳朵听，瞪着大眼，半天没弄懂什么是“三农”。

　　在改革中，我们有些人的惯性思维就是往往把当今世界上所谓最先进、最优秀的理论和做法拿过来指导中国的实践，可是事实上很多消化不了。因为很多最前沿、最先进的理论与金融技术，是基于一个成熟经济体内，在一定的系统的制度框架基础之上适用的，是舍去了很多干扰因素后作出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逻辑关系。而当今中国处于转轨阶段，照搬国外的理论肯定不适合一个正崛起大国的现实需要，这是思考、决策中国问题的专家所必须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