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７年我国恢复高考，许多考生个人命运因此发生了重大转折。在山东省委宣传部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的刘相，就是当年５７０万名考生中的一员。日前，他对记者讲述了恢复高考给他个人命运带来的变化。他说：“能赶上１９７７年高考并进入大学校门，是我一生中的幸事，我的人生从此拐了一个弯。”

　　成了村里第2个大学生

　　文革期间，高考被中止，绝大多数初中或高中毕业生只能“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或者回乡务农。刘相说：“我１９７５年夏天高中毕业后回到农村，先是开了一年多拖拉机，后来当民办教师。１９７７年，听到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从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一口气填报了三个师范专科学校，然后心急火燎地准备考试。只有两个月的时间，要准备政治、史地、语文、数学四门课。”

　　“当时没有指定教材，更没人辅导。我白天给学生上课、批作业，晚上点着煤油灯复习。家里人对高考没什么概念，在济南上中专的二哥却很支持我参加高考。当时，我们村里有一位从东北工学院下来开展‘革命’的大学生，他每天在村里写诗词、标语，我觉得文化人真神气，当时给我很大鼓舞。他是我们村第一个大学生，后来我成了第二个。”

　　对于当年高考的“盛况”，刘相至今记忆犹新。他说，１９７７年报考人数特别多，全国５７０万人，甚至有父子、母女、兄弟、姐妹、师生携手同进一个考场，一起挤 “独木桥”。报名人数虽多，最终仅录取了２７万多人，录取率不到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高考竞争最激烈的一次。现在想起来，当时题目很简单，但还是有很多人答不好甚至交了白卷。他所在的县１００万人口，当年上了高考分数线的只有５６人。

　　走过“独木桥”之后的新天地

　　１９７８年２月２８日，刘相这一批７７级学生走进了梦寐以求的大学校园。直到１９８２年１月毕业，度过了人生中最关键最难忘的４年大学时光。“我们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也是建国至今唯一的年初进校和毕业的一批大学生。我们这班同学，最小的出生于１９５９年，最大的是１９４７年出生，相差十几岁，没有一个应届高中毕业生。年纪大的几位，都已结婚生子。”他说。

　　“我们入学时，学校的师资力量没法跟现在相比，但是大家的学习热情非常高涨，周末都在学习，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还有人在准备考研。”他说，“上课迟到早退现象很少有。大家早晨顶着星星起床背英语单词、预习功课，晚上教室不熄灯不回宿舍休息。星期天、节假日的教室、阅览室里从来都是满满的。”

　　谈到生活和学习条件，刘相感慨地说，那时的物质条件与今天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我们入学时粉碎‘四人帮’才一年多，国家百废待兴，学校教学科研等工作尚未完全走上正轨，上课的教材大都是自编油印的讲义，公开出版的教科书几乎没有。我们那时学习就是看一本讲义，记课堂笔记，想再看几本教科书、找几本辅导材料都很难。学校图书馆、阅览室里的书刊还大都未开阅。后来教科书、辅导材料逐渐多了起来，但不少也是文革前编写重印再版的，陈旧过时。”

　　他说：“当时，我们系没有一位教授，只有一位教历史的副教授。有的教师是从其他行业调来的，水平参差不齐。有几次，学校从外面请来知名教授作报告，每次礼堂里都挤满了人。”

　　“我们是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１９８４年９月，我到山东大学读了研究生，那时高等教育培养体系已经非常完善。如今，我在做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相关研究工作。”刘相说，“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经过了１９７７年的高考，也经历了最艰苦的社会实践锻炼，因此说我们这一代人出类拔萃毫不过分。我经常用自己那些艰苦的经历教育孩子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也会讲给朋友的小孩听。尽管改革开放初期的高等教育还不是非常完善，但经历了高考并幸运地进入大学，开拓了我的视野，我的命运也从此拐了一个弯。”

　　“高考之后３０年人生最宝贵的时光已经过去。在校时，同学们最爱唱的歌曲是《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这些年，每次同学聚会都有令人可喜、骄傲甚至可以说是自豪的事情。同学中毕业后从教的几乎都成为教授，有的还是博导、在一些领域很有名气的学者、专家；在其他岗位上的也都是精英、骨干，我们班还有两位同学成为党的十七大代表。”刘相说，“我们的个人成长都离不开国家的发展和进步。令人欣慰的是，我们这‘八十年代的新一辈’也没有辜负时代对我们的期望。”

　　新华社记者 张晓晶

　　（新华社济南７月６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