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一版） 新问题还得靠新的农作制度来解决。

　　农作制度创新，就是让田野里的这些原本“老死不相往来”的种植业、养殖业互相循环起来，利用生物链的微妙关系，让种养过程产生的废弃物互相利用起来了。在很多产业之间，你的“废物”正好就是我的“宝贝”呢！

　　平湖市在这方面尝到了甜头。平湖人种蘑菇已经有一二十年了，种蘑菇要用稻草和河污泥搅拌起来做基床，一季蘑菇采完后，发酵后黑乎乎的基床蘑菇泥没用了，以往总被农民倒在河港里，其他农民意见很大。农技专家琢磨出了一个新办法——这些蘑菇泥样子难看气味难闻，可是肥力很足；而平湖农民种芦笋、种西瓜、种花卉苗木的很多，需要大量有机肥。为何不把他们互相联系起来呢？

　　两头一搭，效果立现。最明显的是，以前要菇农花钱请人清理倒掉的蘑菇泥，成了笋农瓜农花农的抢手货。河道里不仅没有人倒蘑菇污泥了，而且河里的污泥还有人抢着挖，清清水乡又回来了——过去“船在污泥中拖着走”重新变成了“船在水中行”，村落也干净了。蘑菇泥变成肥料后，种出来的芦笋、西瓜不仅高产而且好卖。新埭镇丁桥村农民马保伦，用废弃的蘑菇泥当作有机肥种芦笋，肥料钱省了，卖到上海市场后每斤价格比当地的崇明岛芦笋还高出1元多，因为上海市民说“有机芦笋口感不一样”。据测算，用蘑菇泥种出来的平湖西瓜，糖度更高了，每亩可以多收入上千元。

　　桑枝条变成代料育香菇黑木耳，两全其美——淳安的蚕农和菇农一联手，双方各自叫好。淳安种桑养蚕的农民很多，一年中剪下来的桑枝条以往总被扔在水里腐烂，乱流的污水容易污染清清千岛湖水；这些年当地发展了香菇黑木耳，作代料要用的木屑需要大量木材，上山砍木头多了，水土难保持，千岛湖水也易变浑浊。经专家们一牵线，废桑枝头粉碎后变成木屑，照样是种菇养木耳的代料。最后，淳安山区农民的钱照样挣了，千岛湖的一库清水也保住了。

　　绍兴、萧山一带水网密布，农民养虾养鳖的很多，但从来是各养各的。南美白对虾和鳖很容易生病，农民常为病害、买药而烦恼。绍兴县水产养殖大户——绿源水产公司想出了一个好办法：虾鳖混养。白对虾从小到大要蜕几次壳，不及时清理，虾就要生病；虾鳖混养在一个水塘里，跳来跳去的虾不会被鳖吃掉，虾壳却成了鳖的天然饲料，这样虾病少了，药少用了；鳖吃了虾壳后更加膘肥体壮了。现在，“绿源”养出来的鳖比市场上的普通鳖每斤贵上100元。

　　这样既赚钱又不造成太多污染的农作新模式，在浙江各地还有不少。

　　种得多种得好，还得卖得俏

　　“种得好，不如卖得俏；养得多，不如销路活。”对于田野上种养出来的农产品，农民最关心的是卖个好价钱，钞票落袋为安。各种花样繁多的种养模式，如果对农民的增收没有好处，吹得天花乱坠，农民照样不买账。

　　浙江的农作制度创新，从一开始就跳出单一的模式推广，而是在教给农民新“种田经”的同时，还把农民的种养和农产品的销售加工等环节，联系在一起。既然种粮户和养鸭户能因“稻鸭共育”这一新的农作制度，而在同一块田经营；既然养虾的和养鳖的能因“虾鳖混养”这一新的农作制度，而在同一个水塘中和谐共处；那么，种养的农户和加工的龙头企业，也可以因此而加入同一个组织——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大家一起创品牌，找销路，挣更多的钱。

　　在浙江，凡是农作制度创新活跃的地方，一般都成立了专业合作社或协会等组织。用省农技推广基金会负责人的话说，农作制度的创新带动了农业经营体制和农技推广体制的创新。

　　在绍兴市越城区皋埠镇，240多名种粮大户一半以上加入了稻鸭共育合作社。他们一边种粮，一边养鸭，种出来的优质晚稻米不愁销路，大多被合作社的龙头企业——绍兴市老百姓食品有限公司收购，加工成香糕等，每斤价格比当地普通粮农的高出1角钱左右；他们养出来的肉鸭大多被周边的酱鸭厂、肉鸭店收购，鸭蛋则由当地活跃的贩销大户收购。

　　在临安，很多农民现在习惯于一种叫“羊—草—稻”的种养模式，即粮田里种一季晚稻，再种一季黑麦草，割来的草再喂养二三十只波尔山羊。算下来，有二三亩田的农民，种粮加上卖羊的年收入能有四五万元以上。其中原因是这里养波尔山羊的农民很多都加入了波尔山羊专业合作社——由当地的正兴牧业公司牵头的合作社。农民的良种母羊、技术培训都由合作社提供，如果市场肉价不好，则由正兴公司按协议价收购；如果农民刚开始养羊缺启动资金，合作社也可以提供扶持。

　　在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当地的三园鸡专业合作社负责对300多户会员统一提供苗鸡和饲料配方，并制订无公害鸡生产标准，通过开展不定期技术培训、发放饲养手册，以及产品抽检和饲养档案追踪制度，严把质量关。农民养出来的鸡，只要质量符合标准，统一佩戴标识，统一包装，由合作社帮助销往当地及上海的酒店、超市和各大菜市场。

　　省农技推广基金会顾问、资深记者钱吉寿说，虽然农作制度的创新在浙江的实践不过几年时间，新型农作制度的推广和普及的规模并不是很大，但它昭示着浙江农业发展的潜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