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起早摸黑,与垃圾为伴,默默地穿行在大街小巷,身后留下的是整洁……他们平凡而简单,但一座城市的美丽和整洁,离不开他们的辛勤劳动。本文讲述的邵国英一家三代不同的命运和追求,见证了时代的变迁。
背越来越驼,掏粪工作依然那么辛劳。但这些,并没有减少他脸上的笑容,因为环卫工人低头受屈辱的旧时代已一去不复返
两个粪桶、一根扁担、一个掏粪勺,一身灰布衣总散发着“职业臭”,当了一辈子掏粪工的邵宝裕已经去世。女儿邵国英的记忆中,父亲的形象深刻又单一,“长年累月地挑粪,他的背总是驼着,瘦得可怕,有严重的气管炎”。
当时邵家住在杭州拱墅区上塘镇,家里8口人,穷得揭不开锅。邵国英依稀记得,每天天刚破晓,父亲挑起两个空木桶就出门了,拱墅区的粪便就他一个人收。
一溜马桶已经按惯例排在门口,无论刮风下雨,还是烈日当头,邵宝裕要撑着一艘能装50担粪便的小木船往返在拱宸桥到武林门的运河里,沿途上岸挨个将粪便倒入木桶,再把粪便送到卖鱼桥码头等人收。
“在岸上,父亲挑着的粪桶装满了足有100多斤,夏天粪便恶臭刺鼻,熏得他透不过气来,冬天粪便冻在一起,他只好跳到粪池里,用镐一点点地往下刨。”
解放后,杭州成立了环卫处,邵宝裕成为一名有编制的环卫工人,组织上考虑他身体每况愈下,就安排他在附近的公厕里做清洁工作。
工作依然艰辛。当时的公厕多数是旱厕,没有自来水,每天需要从运河挑水来冲洗。“最怕下水道被堵塞,这样就得趴下身子,用长柄的大勺子将污物一勺一勺地掏到木桶里……”
每当体力不支,哮喘得厉害,邵宝裕就让儿女们帮他挑水,“父亲总是说,现在解放了,我们是新中国的主人,‘自家’的厕所哪有一天不洗的。”
1958年1月5日,毛泽东主席视察杭州上城区小营巷的卫生工作。之后,“除四害、讲卫生”引起大家的重视。“那时父亲的干劲更足了,每天乐呵呵地往返挑水,一遍又一遍、不知疲倦地冲洗厕所。”
“如今,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掏粪工这份职业,已经逐渐消失。”在环卫行业干了一辈子的邵国英说,如今地下管道已经遍布整个城市,家家户户基本用上了抽水马桶,以前土垒的公共厕所,现在发展成了星级的景观式建筑,甚至还有了雅致的名字,“如果父亲还活着,看到这变化,他肯定开心得合不拢嘴。”
从低头扫地,到坦然面对,这不仅是她个人对职业的认同,更包涵着整个社会对环卫职业认识的变化,还有城市文明的进步
上世纪70年代末,邵国英以环卫家属的身份迈进了“清道夫”的行列。20岁出头的她收起了心爱的裙子,穿上肥大的蓝衣蓝裤,扛起自己扎的大扫帚,走街串巷。
“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姑娘,扫大街时,老怕人看不起。冬天用大口罩遮住脸,只露出一双眼睛;夏天把草帽拉得低低的,不好意思见人。看见熟人过来,更是赶紧站在一边,把帽沿拉得更低,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等熟人走远了,才接着干活。”
每天凌晨3时,邵国英就骑着自行车出门。昏黄的路灯下,寂静的马路上,只有沙沙的扫地声与她做伴,东方微白时,邵国英已经来回扫过一遍。可那时多是泥土路,一到上班高峰,马路上又是灰尘满天、垃圾遍地,新一轮清扫又开始了。
刚入行时,邵国英还负责收垃圾,平日里踩着三轮车,带着一只手摇铃,街道两边的居民听到铃声响,就纷纷出门倒垃圾。
有一天早晨,邵国英正奋力扫地,身旁一个小孩因不愿上学哭个不停,心急的妈妈就指着她“教育”自己的小孩:“哭什么哭,不好好学习就像她一样,只能扫马路了。”邵国英委屈极了:“我觉得靠自己双手吃饭,没有什么不光彩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卫生被列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随着《杭州市城市卫生管理实施细则》的颁布、“门前三包责任制”的推出……杭州市吹响了爱国卫生运动的协奏曲,组建了专门的市容管理队伍,全面整治杭城卫生。
邵国英说,杭州的新街道多了起来,旧街道也不断拓宽,日常保洁范围不断扩大,道路上,每隔一段距离就配有一个垃圾箱。邵国英的清洁车也早已换成统一的车型,车里的垃圾也变得五花八门:煤渣渐渐少了,饭盒、塑料袋、饮料软包装大大增加,甚至有旧电器和旧家具。
“新一代的清洁工人,我要为你歌唱,歌唱你美丽的心灵……”当年这首唱红了大江南北的《美丽的心灵》,更是反映了随着经济社会与城市文明的发展进步,人们对环卫这一职业的认识也逐渐改变。
渐渐地,邵国英发现以往“拾垃圾的”“扫大街的”的称呼不见了,而是亲切地喊她“城市美容师”、“马路天使”。扫地时,市民也会自觉地把垃圾扔到垃圾桶里。慢慢地,环卫工人也焕然一新,有了带有反光条的安全标志服,增加了意外保险,工资也是一年比一年高,工作强度反而降低了。
更重要的是,环卫工人的社会地位在提高,省、市每年评选先进,都有环卫工人的份儿,邵国英就曾获得杭州市最佳清洁工称号。1997年省政府还把每年的10月26日定为环卫工人节。
一家人对环卫职业的坚守,已逐渐转变为对整个行业发展的追求,第三代的选择是最好写照
扫路机、洒水车、吸粪车……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加大对环卫机械化的投入,邵国英的“机械同事”越来越多。从杭州购置第一台机动扫地车、第一台自卸密封式垃圾车,到后来的自主研发、不断改装车辆的性能,机扫车扫路、洒水车冲洗、人工辅助保洁的新型作业方式,清扫道路、运输垃圾的效率更高了。
2005年,邵国英的儿子马懿大学毕业,计算机专业的他在一家网络公司干得不错,每月拿8000多元工资。可9个月前,马懿QQ空间里的一篇日记,让同学朋友大吃一惊。“兄弟姐妹们,正式宣布一下,本人现在在天子岭垃圾填埋场工作。臭,的确是臭!但我已经适应了,成功转型为‘垃圾王子’。”
80后的马懿以不同于父辈的乐观和积极,成了环卫行业的一名“生力军”。“以前的垃圾场实际上就是简单的倾倒场,无害化处理几乎为零,每到夏天,露天垃圾场臭气熏天。”马懿说:“现在,松散的垃圾在中转站就被挤压密实,通过集装箱转运车运至垃圾填埋场,经推平实覆土,喷药消毒,做卫生填埋处理,无害化处理达100%。”
“随着一些新科技和手段应用在垃圾回收和处理上,垃圾实现了变废为宝,作为新能源不断地被开发利用。”马懿说,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印象中的环卫是扫扫地、处理垃圾,却很少意识到,环卫事业同样需要科技含量。而科技,也正在使整个环卫事业发生着划时代的变化。“我们一家人都坚信,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市文明的进步,环卫事业同样将蒸蒸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