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是“两后生”（农村初、高中毕业后未能继续升学的人员，又不愿再复读的学生）或“80后”，数量超过1亿人，已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

　　一部分即使失业也滞留城市。新生代农民工有着与上代农民工不一样的价值取向，他们从内心排斥农村，渴望成为城市人。并且由于农村出行交通不便、公共卫生服务缺失、文化教育商业环境落后等，使得这些年轻人在农村感到了诸多不适应。因此，在失业后，他们继续逗留城市。对于他们而言，农村，已经成为一个“回不去的故乡”。年龄较大的回乡农民工心态比较稳定，他们一般选择回乡务农，或者在近处打打零工，活累、工资低也能接受。而新生代农民工即使没有把握，也是漫无目标地奔向城里。工资低、活累的他们不想干，好工作又找不到，于是处在一个被农村和城市双重边缘化的尴尬状态。

　　难实现向上流动，容易产生心理失衡。他们缺乏明确的社会归属取向，在社会结构中缺乏明确的定位，产生社区认同危机和个人身份的认同危机。同时由于社会孤立，他们所获得的信息也就只能局限在同一个空间的老乡圈子里，只能获得过剩的工作信息和市场，不利于职业的流动。而且在地位获得中，难以联结不同的等级地位层次，很难获得一种地位资源的积累，使得他们与城里人心理位差拉大，容易产生心理失衡。

　　成为城市化管理的新课题。他们可能将“打工无前途，回乡无意思”演化为“打工无希望，回乡更失望”，只能游荡于城市，形成城市新失业群体、新贫困阶层。生活来源决定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无地便无根，无业便无依，无地可种和无业可就，使这一部分人处于游动不定的状态，具有游民的特征。他们离开原籍后基本脱离了其户籍所在地基层组织的管理，而在城市又没有组织起临时的管理机制，这种制度的缺失和管理的缺位使农民工缺乏外部保障和约束。

　　一部分凭技术靠经验在家乡创事业。新生代农民工从相对封闭的乡镇走入比较开放的城市后,个人的奋斗轨迹与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相融合,通过打工接触了新理念、熟悉了市场规律、积累了经营经验,也培养了管理能力。他们在城市的洗礼中逐步更新着自己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多年的打工生涯后,不少人“盖房子、娶媳妇”的最初目标已经实现,他们揣着积攒的资金、技术和满脑子的创业想法,回到家乡当上了老板，完成了创业。

　　给农村基层管理带来机遇和新挑战。他们一方面对农活缺乏兴趣，另一方面在外边接受了新事物、新思维，回乡后和旧有的农村基层管理之间产生了新的矛盾。一些乡村干部说，年龄较大的返乡农民工比较好管理，但年轻人回来后不会种地，眼界开阔却性格又比较反叛，根本不把村干部放在眼里。但另一方面他们也给农村基层组织注入了活力。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