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９年初，我在某步兵团特务连工兵排服役。“珍宝岛事件”后，全军处于戒备状态，１０月，我所在的某野战军从东南沿海的福建开赴北方。临调动前，团、营、连各级层层动员，因为是从南方调至北方，干部战士又大部分是南方人，除了政治教育外，还得进行防寒防冻防煤气中毒教育。尽管不知道具体去什么地方，但各级首长反复强调，我们担负的是“五保卫”任务，即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北京、保卫华北、保卫祖国。部队士气高涨，战士们纷纷表决心，有的甚至写了血书。

　　1１月中旬，部队陆续开始调动，白天睡觉，晚上行军，每天步行７０—８０华里。我当时１６岁，也像个老兵，背上背包、挎包、水壶、武器弹药，还有一把小洋锹、一袋干粮，全副武装共５６斤重，意气风发地走在行进的队伍中。

　　走了三天，我所在的团在闽南一小火车站陆续登上闷罐车向北行驶，火车到达湖南株洲后进入京广线，过长江、跨黄河，沿途停停靠靠，五天后到达河北石家庄，又一次作短暂停留。待火车再次启动竟然向西行驶，这时大家才反应过来，这“五保卫”怎么少了一个“保卫北京”了呢？火车继续行驶一天，就到了指定的位置山西临汾、运城一带驻扎。后来才知道，我们这支部队北上是作为军委的战略预备队，实行机动作战任务，按照总部首长的要求是：“一旦战争爆发，一般不出手，出手不一般。”

　　当时条件还是蛮艰苦的，从南到北气候变化大，饮食也不习惯，加之没营房，部队先是借住在当地中小学校教室，后因学校要复课了，又搬到村民家住，没有床铺只能在砖地上放些麦秸，铺上薄褥子，盖上自己携带的４斤重棉被，上面再压一件大衣，在摄氏零下十几度的条件下凑合宿营，那些日子战士们天天晚上当“团长”。

　　晚上当“团长”，白天还要出操、训练、施工，在开始的近半年时间里，几乎没有星期天，没有休息日，每天都在挖窑洞，有时甚至到了精疲力尽的地步。

　　记得１９７０年春节过后，我们从运城县芦子沟村迁移至辛曹村，我们班借宿在老乡欧阳家的一间北屋。白天挖窑洞，晚上还得为团部、连队安全轮流站岗。有一次轮到我站岗，恰巧班里一名战士生病发烧，当时刚入党又是代理班长的我，毫不犹豫地站了两班岗（每岗２小时）。白天施工晚上站岗，这真是累上加累、困上加困，累了伸伸懒腰，困了揉揉眼睛，多走动几步，但饿了怎么办？身边没有准备吃的，整个村庄只有一个小卖部，只卖盐、醋和牙刷、信封之类，根本没有饼干、点心等食物。

　　站岗站到第三个小时，饿得心发慌，那真是到了前胸贴后背的时候。就在这时，我鬼使神差地巡逻到了连队伙房前面。伙房是借生产队旧仓库改造的，门上上了一把锁，一看上面有一个气窗开着，加之炊事班弟兄们又在前院睡觉，听不到动静，我就先脱下大衣，背着冲锋枪，悄悄地爬进伙房。当时村里不通电，没有照明，只能摸黑“搜索”，摸着摸着，突然摸到了笼屉，一一掀开了四个笼屉，真是天助我也，一共还剩下两只冻得硬邦邦的二米（小麦、玉米）馒头，我抓起一个馒头就啃，当时年轻牙齿好，若是现在怎么也啃不动了。一边啃一边陶醉，啊！这世界上我是最幸福的人，我终于啃上了馒头。一个馒头啃完后，心情略显平静，腿也有劲了，腰杆也直了，拿起第二个馒头时，又想到这下能否“奢侈”一下，来点咸菜什么的。于是继续摸黑寻找，摸啊摸，总算摸到一个咸菜缸，可手一伸进去，却是一缸没腌透的萝卜缨子。心想再继续摸，最好能摸到几块萝卜干就好了。再摸，又摸到一个缸，下意识使劲把手往里伸，伸进去才知道事情不妙，原来是满满一缸棉籽油，可惜我右手棉衣、衬衣、棉毛衫已被棉籽油浸透了。

　　回到宿舍，立马从深井中提水洗袖子，然后再到火炉上烘烤，一直折腾到东方泛出鱼肚白。早上起床号一响又若无其事地出操、做队列，生怕被连长发现挨批评，生怕在战士们面前出丑。早餐后又继续挖窑洞，这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斗转星移，人生中许多经历如同过眼云烟，稍纵即逝，而这两只冷馒头的经历却让我终身难忘。

　　２００７年夏天，我出差去山西，还特意去了一趟辛曹村，会了会老房东，看看自己曾亲手修筑的道路和挖成的窑洞。站在村头，站在窑洞边，我感慨，我自豪，我们也曾年轻过，我们也曾为共和国的安宁出过力，流过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