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梁启超在《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中将国学分为两类，一是文献的学问，一是德性的学问。所谓文献的学问,就是近人所讲的“整理国故”的这部分事业，这类学问应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德性的学问,就是身心性命之学，也就是人生哲学，这类学问应该用内省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梁启超的分类,客观上反映了古代学术（国学）的内涵。古代的“学”分为两类：一是知，二是行。

　　在现代学术转型中,这两类学问都存在转化的问题。现代学术体系几乎是按西方的分类体系建立的。而国学一旦进入现代学术分类体系,就变成了知识之学，属于文献的学问。古代的学术分类和现代的学术分类并不对接，当国学强行纳入现代学术体系之中，基本上国学也就整体性肢解了。如此一来，国学资源的本味就很有可能流失了。

　　以上所说是文献学问的资源流失问题。而更为紧要的是，梁启超所说的德性的学问是否都进入了现代学术体系之中，以及进入的部分是否存在问题？德性的学问又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藏在书册中（那也是活生生的人生哲学的总结,不是知识之学），这部分已进入现代学术体系之中，但发生了变异，即进入现代学术中的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等学科中。

　　第二部分体现在实际的修身涵养和实践行为中。中国古代儒释道三家的学问都不是静止的、固定的，而是体现在生命的流程中，生生不息，并且走向终极的目标。然而,随着现代学术体系和教育体系的逐步建立，这种行的可贵学问，大都在忽视中流失了。王国维1911年在《国学丛刊序》中论现代学术，就曾说:“古人所谓‘学’，兼知行言，今专以知言，则学有三大类：曰科学也，曰史学也，曰文学也。”可见，现代学术是无法把行的学问纳入其中的。

　　在现代学术转型和现代教育的发展过程中，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极少数学者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尤其是民国以后，梁启超发现了现代学术转型中国学资源的流失问题。他在1922年的《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一文中，认为胡适“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有石破天惊的伟论”，这是肯定胡适用科学方法研究国学的贡献，同时又指出，“凡关于宇宙观、人生观方面,十有九很浅薄或谬误”。这是因为这是德性的学问，不能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只能用“体验”的方法才能得其真。如他批判胡适讲孔子拿知识论做立脚点，是“弃菁华而取糟粕”。因为孔子哲学的精华在人生论，知识论只占其第二位第三位。这样，用西方的知识论来研究国学时，其精华部分反而被流失了。

　　同时，梁启超也发现了现代教育体系中德性的学问的缺失。对于这一现代教育状况，梁启超极为忧虑。他认为,学生在学校里求学问,“为的是学做人”，而做人必须具备智、仁、勇“三达德”，做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因此,教育应分为知育（智育）、情育、意育三部分。智育是求知识，包括常识、专业知识和总体的智慧，目的是教人做到“知者不惑”。情育就是养成普遍的人格，了悟宇宙和人生的大道，目的是教人做到“仁者不忧”。意育是磨练人的意志，保持勇气，目的是教人做到“勇者不惧”。因此，他呼吁重视德性的学问，并强调要用内省和躬行的方法去求得。

　　但是，梁启超的呼声只能是空谷回音，并未产生实效。随着国学的重要资源的流失，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也一步步地被淡化。因此近一二十年又有了复兴国学的强烈呼声,并出现了所谓的“国学热”。但是,如果我们不去反思现代学术和现代教育的弊端，依然在这种学术和教育体系之中去学习和研究国学,而不是像古人那样讽诵涵养、切己体察，在行为和信仰中去学习、接受国学,那么国学的精华依然无法真正地被挖掘，更谈不上进入当代中国人的日常行为和精神世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