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发生的五四运动,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是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如果把它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长河中来考察,就可以明显地发现,正是五四运动成为许多重大问题的历史转折点。进一步弘扬五四精神,发扬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对于我们、尤其是广大青年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大业,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民族的新觉醒
五四运动首先是一场爱国运动。它的直接起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解决战争善后问题的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列强竟不顾中国人民的强烈要求,悍然决定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交给日本,由此引发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强权、声讨军阀政府卖国行为、维护中国民族尊严、捍卫中国国家主权的广泛群众运动。这个运动以青年学生为先锋,很快扩展到工、商及社会各界,人们响亮地喊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我青岛”、“拒签和约”等口号,带有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性质,促进了爱国主义的新的昂扬,实现了民族精神的新的觉醒。
有人指责五四时期“救亡压倒了启蒙”,以致使运动走上了歧路。意思是说,由于人们沉浸于狂热的爱国激情,所以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思想启蒙被冲掉了、夭折了。这个批评显然不符合历史实际。事实上,“救亡”同“启蒙”不仅并不矛盾,反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如果不是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如果不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人们不可能如此急不可待、如此如饥似渴地去了解、去推介各种各样的“学说”和“主义”,形成五四前夕思潮激荡、百家争鸣的局面。所以,与其说是救亡压倒了启蒙,不如说正是救亡推动了思想的启蒙。
当时,面对国家将被瓜分豆剖的危殆状态和令人窒息的黑暗岁月,“救亡”便不能不成为一种时代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捍卫祖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维护民族的尊严;对内反对依附于帝国主义并出卖国家主权的反动统治阶级,要求改变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推翻造成祖国贫弱、阻碍民族振兴的封建专制制度。五四运动的一个重要历史功绩,就是让民族精神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和更深刻的程度上,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新的水平。
民族精神始终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民族精神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在这样的新形势下,不断增强民族精神,就更加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思想的新解放
五四运动不仅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政治运动,也是一个解放思想的伟大文化运动。
在近代历史上,中国人民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经历过几次影响巨大的思想解放的高潮。19世纪末叶的戊戌维新运动是一次。当时的维新派以进化论为武器,勇敢地提出要在思想上“冲决网罗”,批判封建君权和封建纲常伦理,呼吁革除积弊,变法维新,这不仅对随之而来的戊戌政治改革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思想动员作用,也使人们扩大了眼界,把顽固的封建主义思想壁垒打开了一个缺口。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又是一次。当时的革命派以“三民主义”为旗帜,再次发起了对封建君权和封建纲常伦理的冲击,呼吁推翻清朝,创立民国。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虽然革命的果实很快为袁世凯所窃取,但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大大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觉醒,打开了历史进步的闸门。
较之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思想解放,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了前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斗士们,高举“民主与科学”两大旗帜,对封建主义旧文化旧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扫荡,给了人们的思想以强烈的震撼。
在关于五四运动的历史评价和历史作用的讨论中,如何看待当时反对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斗争,无疑是争论的重要焦点之一。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一位国民党政要就说:“‘五四’运动,纯为一种文化的破坏工作,以致我国固有文化,摧残无余”,“整个的社会,陷于堕落颓废而毫无秩序的状态;整个的民族,日趋衰落灭亡的悲境”,“凡此种种,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遗毒。”近年来,也颇有人宣称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全盘化反传统”,造成了“意识形态的真空”,使我国传统文化遭到了“断裂”。
这样的评判,究竟是不是合乎客观的历史实际呢?孔子和儒家的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儒家文化曾经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既包含着极为珍贵的思想精华,也存在着应该摒弃的文化糟粕。五四时期,曾经对以孔子开创的儒学为核心的封建思想文化,开展过猛烈的批判和斗争。这是十分必要的。它是反对专制统治、争取民主的客观需要,是冲决精神枷锁、促进思想解放的客观需要,是反对旧礼教、创建新道德的客观需要。
其实,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在激烈批判儒学的同时,并没有全盘否定孔子和儒家学说的历史价值。至于说他们一笔抹杀、一概否定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则更是无稽之谈。
任何一次历史运动,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时代局限。由于当时许多人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有时看问题的方法存在着形式主义的毛病,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因此不免产生一些片面性和简单化的情况。这一点我们不应该回避。但如果因此而否定当时反对尊孔及批判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必要性、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看不到这场斗争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和历史进步作用,那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未免模糊甚至扭曲了对于历史本质真实的认识了。
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使人们挣脱了封建主义的精神枷锁,为新思想新观念的传播扫清了基地。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没有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也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更不可能有中国人民在争辩和对比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理性认识和坚定信仰。
道路的新选择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近80年间,各种不同的政治力量和政治派别,或者为着挽救民族的危亡,或者为着应对政治的危机,都在思索着中国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救国方案。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百日维新”、辛亥革命,最终都失败了。
恰恰在这个时候,国际国内的形势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国际上,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显示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的威力,也提供了除资本主义以外的另一种即社会主义制度的样板。国内,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初步发展的机会,无产阶级也日益壮大起来。五四运动前后,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并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经过五四运动,在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于1921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把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中国发展道路的新的选择,是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历程中一次伟大的飞跃。
五四运动以后,经过30年艰苦卓绝、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新中国的成立,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矢志不渝地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不动摇,不倒退,不折腾,就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提供了最可靠的政治保证。
(选编自《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