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偏于东南一隅的资源小省到今天繁荣富裕的一片乐土，浙江30年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为什么像浙江这样的资源禀赋较差，又无区位优势的地方能够率先发展？浙江人文特质对经济社会发展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影响？我想从文化角度，谈谈一个“外人”的观察与思考。

　　人地矛盾逼出先发优势。20世纪70年代末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在内地的多数地区，农民的积极性迅速释放出来，农业生产力快速增长，粮食产量迅速提高。但是，浙江农村和农民不局限于此。浙江沿海和中部、西南部地区土地贫瘠、资源匮乏，人地矛盾十分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实行联产承包制后，大批浙江农民挣脱了土地的束缚，开始向工商业和异地转移，这两个“转移”实际上就是浙江工业化、浙江率先发展的起点。因此，可以说是浙江极其尖锐的“人地矛盾”之“文化”，“逼”出了浙江工业化的先发优势。

　　文化特质转化崛起动力。浙江人具备一些特殊的人文气质和文化元素。这主要包括三点：首先，讲求信用是浙江经济异军突起的最重要文化因素。浙江这个沿海小省为什么能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脱颖而出？我们感觉其中最重要的文化因素是浙商乃至这一地区的人群中比较紧密的亲情、乡情，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相互信任。遵守信用，是提高商业活动效率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其次，善于合作是浙江人身上具有的文化特质，尤其在台州、义乌一带表现得更加突出。比如台州历史上就有“打硬股”，改革开放以后，就出现了股份合作的经济组织形式和现象。很显然，股份合作制背后的文化因素，就是善于合作的文化特质；最后，沉稳理性是浙江企业家身上比较明显的文化气质。与东北人的外向、四川人的健谈、广东人的灵活相比，浙江人给人总的印象是比较沉稳的。浙江人，特别是浙江企业家身上沉稳理性的文化气质也是浙江经济持续发展，企业做大做强的重要原因。

　　政治文化为浙江崛起与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浙江带有地域性的政治文化主要有三个特征：首先，勤于学习，善于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党政领导干部十分注意学习和总结经验，其特色是注重向本地人民群众的实践学习；其次，注重制度建设，发挥制度作用。浙江政界对于进一步的制度化工作有自己的一套做法和习惯；最后，持之以恒，一以贯之。改革开放以来历任领导总是在前任的基础上将正确的做法发扬光大，不断向前推进。比如，义乌历经8任领导班子始终不逾地坚持“兴商建市”的既定方针不动摇，结果终于修得正果。这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风格与做法，使义乌乃至浙江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受益匪浅。浙江的政治文化必将继续造福浙江和浙江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