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名家名段演唱会由著名绍兴莲花落表演艺术家倪齐全，以及“绍兴一傻”、绍兴莲花落优秀青年演员韩会稽担任节目主持。演唱会形式多样，包括优秀青年演员陈祥平与潘海良的男女双档《翠姐姐重回娘家》、施金裕与潘海良的双档《外婆桥》、“江南第一老太婆”韩志宁的莲花独脚戏《开心老太》、著名绍兴莲花落表演大师金国良的传统莲花落《借大衫》、著名绍兴莲花落演员方剑林的《分爹》，以及浙江省曲艺家协会主席、绍兴莲花落表演艺术家翁仁康的《割肉还娘》。最后，演唱会以浙江省绍兴莲花落协会会长、绍兴莲花落表演艺术家胡兆海的《威虎山》选段及《状元红》压轴。

　　台上明星多，台下名角也不少。记者在台下看到，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曲艺家协会主席王汝刚等沪上名家都坐在场下悉心观看。演出间隙，王汝刚还在台上客串主持人，表示了自己对绍兴莲花落的喜爱。说起这台演唱会，王汝刚连说“来之不易！来之不易！”他向记者透露，去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曲艺研讨会上，沪浙的曲艺同行之间就着手筹划今天的交流演出了。“绍兴莲花落几十年没有来大上海公演了，老百姓早就盼着在自家门口看演出了，所以我们从选演员、定节目，到伴奏乐器、服装道具、演员彩排，整整忙碌了大半年辰光啦！”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滑稽戏的今天。”作为上海最有名的滑稽笑星，王汝刚现在掌管着偌大的一个人民滑稽剧团。作为和改革开放同步的一个剧团的团长，王汝刚感慨良多。他说自己见证了上海曲艺和滑稽事业复苏30年的历程。

　　“文革的时候，滑稽戏被称作‘大毒草’，是麻痹人民精神的东西，滑稽剧团被解散了。”王汝刚说，自己那时候才20岁刚出头，插队落户回来后在一家工厂的医务室当医生，业余时间因为喜欢滑稽戏，就边学边演。没想到的是，“文革”结束后上海人民滑稽剧团恢复成立，王汝刚被滑稽界老前辈杨华生、笑嘻嘻看中，介绍他加入了刚刚成立的滑稽剧团。他还记得，恢复建团后首台大戏是《72家房客》，在当时的万人馆也就是现在的上海体育馆演出。“很快，滑稽艺术就迎来了春天，观众太需要笑声了，所以我们的演出总是一票难求。”1987年，一部《王小毛》让王汝刚在上海滩几乎家喻户晓。“就在1989年，我一个人全年演出了580场，几乎平均一天演两场。”王汝刚介绍，当时除了剧团的演出，还去工厂汇演，在电视台拍摄滑稽戏，在电台录制王小毛。“那些年，平时不管在家里还是马路上，打开收音机或者电视机，几乎都能听见和看见自己的节目。”而在那个年头，不仅是王汝刚本人，整个滑稽艺术都受到追捧。王汝刚回忆，“那时候剧团曾经在一天演过四场，感觉像放电影一样。” “我觉得我本人是改革开放30年最大的受益者，人民给了我莫大的荣誉。我只是一个滑稽演员，现在却是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去年我还被评为全国56个德艺双馨的文艺工作者，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

　　“绍兴的莲花落和阿拉上海滑稽戏一样，用独具一格的方言俗语表达，它们在艺术上同根同源，来自日常生活的生存百态，传递草根百姓的喜怒哀乐。”

　　手拿一长溜的演出节目单，王汝刚和记者打开了话题。不管南派北派，演员在舞台上都善于“抖包袱”和“摆噱头”，但是面对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观众，“抖包袱”和“摆噱头”的效果也会大不相同。

　　“中国有300多种地方戏曲，不同的剧种使用不同的方言，才能呈现出丰富的艺术风貌。比如，越剧说的是绍兴官话，评弹要用苏州话来表演才有‘吴侬软语’的韵味，即使‘国粹’京剧也有它的地方性。”王汝刚告诉记者，只有听得懂地方话的观众才能体会到地方戏的意趣、味道和魅力。前几年他曾到海外十多个国家为华侨演出，为让那里的观众听懂，他常把上海话“翻译”成普通话，但几乎每次都有当地观众要求他用正宗沪语再来一遍。他们认为用普通话唱的滑稽戏“味道变了，不滑稽”。王汝刚分析，电视小品历来为大家喜爱，其实小品演员大都使用的是方言，“像赵本山说的就是辽宁话，要是都换成了标准普通话，噱头就出不来了，语言的幽默感也会大打折扣。”今年春节刚过，王汝刚又忙开了，除了演出和料理剧团事务外，还要给年轻演员上“正音”课，纠正演员的方言发音，让他们熟练地说上一口标准的上海话。

　　“形式多样的方言是一个地方文化的承载，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珍贵遗存，我们要像保护其他历史遗产一样保护各地方言。”苏州不久前举办了一次“学说苏州话”的活动，很多外地、外籍人士纷纷报名，踊跃参加。他们认为，学会说方言可以更好地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也可以更好地融入这个社会大家庭，苏州方言和苏州园林一样都是文化遗产，应该推广和保护。“学好绍兴话，爱上莲花落。这次莲花落来上海亮相，我相信有更多的上海市民会成为莲花落的异乡知音。”一脸笑容的王汝刚显得信心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