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第二大碳排放国中国， CCS项目也已被纳入日程。据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沈平平介绍，我国是全球二氧化碳最大排放国之一，目前排放的二氧化碳达38亿吨，随着新建火力发电厂、水泥厂和煤化工项目的增加，二氧化碳排放量仍将持续增加。

　　“近年，我国加强了国家主体科技计划对节能减排与应对气候变化研究的支持，目前科技部已落实中央财政经费70亿多元，支持上百个项目和专题研究。”沈平平说，其中一些CCS示范项目已经启动。

　　在北京朝阳区东四环外的华能集团北京热电厂，总投资2800多万元的国内首座燃煤电厂烟气CO2捕集示范工程已于去年7月建成投产。

　　这个试点项目采用的是燃烧后工艺方案——脱硫后的部分烟气进入二氧化碳捕集装置，经化学处理后，二氧化碳被提取出来，净化过的气体排入大气。未进入二氧化碳捕集装置的气体走原来的烟塔排放途径。“整个装置CO2的捕集率达80%-85%。”华能北京热电厂运行部的张林介绍说。

　　和拉克城项目不同的是,北京热电厂所捕集的二氧化碳最终并未被封存起来,而是通过精制装置制成食品级二氧化碳，向外出售，因而不具有减排效应。

　　目前，示范工程每年可生产3000吨食品级二氧化碳，后者被广泛应用于冷冻食品、饮料等产品。

　　“由于华能还没有相关的许可证，目前项目生产的食品级二氧化碳全都出售给了食品公司。”华能北京热电厂策划部主任蒋保平称，但因存在中介环节，价格只有市场价的一半。

　　示范工程的成本颇为高昂，每年运营成本有100多万元，其中化学处理所需的溶剂价格就高达4万元/吨。

　　北京热电厂方面认为，如果二氧化碳产量提高到6万吨/年，平均固定投资成本将大大降低，同时，电厂也会考虑申请相关许可证，捕集二氧化碳将可能发展为一个赢利项目。

　　但就完整的CCS项目而言，目前商业化前景尚未真正成熟。

　　欧洲的一项评估表明，对于一个中型燃煤电厂，CCS会降低其整体能源效率约10％，并新增几个亿美元的投资成本。

　　“大型的CCS项目会面临财务风险,因为它们是长期投资。现在,没有经济回报来支持大规模运作CCS。政府应当出台政策，保证CCS的投资回报。”壳牌集团未来燃料与二氧化碳事务部二氧化碳政策总经理沃尔夫冈·海德格说。

　　二氧化碳捕集与封存协会(CCSA)的杰夫·查普曼也表示，“CCS技术并不存在技术障碍和实质性障碍，眼前唯一需要的就是好的政策。”

　　能否进入碳交易机制，即所埋的二氧化碳可否进入市场买卖，成为CCS走向商业化的关键。

　　“我们支持将CCS列入清洁发展机制，并辅以适当和稳健的核查，因为它是推动CCS商业化的主要方式之一。”海德格说，事实上，在推动CCS商业化方面，目前清洁发展机制是唯一可用的机制，能为CCS提供市场动力。

　　尼古拉则预计，从技术层面来说，5至10年以后会有更大规模的CCS工业示范项目，15至20年后进行工业推广应该没有问题，“但这同时也取决于经济、法律等因素。”

　　（据《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