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中国，抗生素滥用问题很早就引起了科学家和政府的注意。

　　卫生部合理用药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永佩回忆说，在2001年，他就受卫生部委托，开始参与编写《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这一原则于2004年颁布实施，并首次在中国国内建立系统的“细菌耐药监测网络”。

　　张永信也参与了这一条文的制定，在这份《指导原则》中，全面系统地把中国细菌状况、抗菌药物情况、合理用药原则(比如什么情况要口服，什么情况要注射，什么情况要静脉给药，什么情况下要多药联合)都规定清楚，目的就是规范医生用药。

　　“但由于执行力度不够，问题依然很严峻。”吴永佩说。

　　2003年6月，SARS席卷中国期间，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杨宝峰发表论文《滥用抗生素的危害与“非典”发生的启示》，文中指出：在举国上下抗击SARS的战斗中，更应充分认识到滥用抗生素带来的危害，更应加强抗生素使用管理，防止广大人民群众和医务人员为防治SARS而滥用抗生素，在短时间内出现耐药微生物的急剧增加，再次引发新的问题。

　　其后，新华社记者据此论文写成“内参”，被国家有关领导人阅读后作出重要批示。以致SARS期间，关于如何在中国实现抗生素科学使用的具体建议，被下发到各省有关部门。

　　令人惋惜的是，这并未阻止抗生素类药物在SARS期间的大量使用。在90多家医药类上市公司里，1/3的上市公司牵扯到SARS药品的生产，其中真正获益的主力即为生产抗生素的企业。华北制药、鲁抗医药、华北制药、白云山等医药公司，其一线的销售业绩和该公司的股市表现一样全面飘红。

　　丽珠集团在2003年公布的一季度报表显示：该公司主营业务利润比去年同期增长0.8亿元，主要原因是罗红霉素、抗病毒颗粒等抗生素原料药销售收入增长所致。而事实上，用于杀灭细菌、立克次氏体等微生物的抗生素，并不能对SARS病毒产生抑制作用。

　　2009年1月9日，吴永佩在“全国基层医疗机构抗菌药物临床合理应用培训计划”的启动仪式上说，“不合理用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医师用药知识的不足”。这个由卫生部开展的计划将对3万~4.5万名基层医务人员进行培训，以改善中国医疗机构抗生素滥用的现状。

　　60年来，中国的药品种类从400多种猛增到7000种左右，不少医生对一些抗生素使用的基本原则还都没了解，特别是在基层。

　　然而，有些医生过度使用抗生素并不因为是知识欠缺，而是由于各种压力。肖永红说，中国的医院50%左右的收入来自于药品，而抗生素占所有药品收入的25%左右。多开抗生素，就意味着广开财路。与此同时，老百姓把它看成“万能药”，他们甚至会主动要求医生多开一些，大部分医生都会满足患者的要求。

　　肖永红认为，中国抗生素滥用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缺陷、监管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