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他们是供官家、贵族、寺院上层僧侣肆意役使的“会说话的工具”——

　　上世纪５０年代初，西藏仍然维持着黑暗、落后、惨无人性的封建农奴制。占人口９５％以上的百万农奴和奴隶，只是农奴主“会移动的财产”，动辄遭受剜目、割耳、断手、剁脚、剥皮等骇人听闻的酷刑。

　　如今，从旧西藏沉重枷锁下解放出来的他们及其后代，永远摆脱了剥削和压迫，成为国家和自己命运的主人——

　　民主改革以来５０年过去了，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已经是一个经济快速发展、基础设施日新月异的新西藏。翻身的农奴和西藏各族群众一道，过上了自由、富裕、文明的新生活。

　　从长夜漫漫、备受奴役到迎来光明、当家作主——在党中央亲切关怀下，百万翻身农奴第一次成为国家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国家和地方事务管理

　　从农奴到国家领导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副委员长热地的传奇人生，生动地折射了半个世纪以来西藏百万农奴命运转折的壮阔历程。

　　“热地”一词，在藏北牧区方言里的本意是“孩子头发脏得粘成了片的样子”。由此，不难想像少年热地的生存状况。当年，他给当地部落头人、牧主、活佛当过佣人，想得最多的，就是如何能吃上一顿饱饭。他的一个小弟弟就活活饿死在母亲怀里。

　　这位７１岁的老人至今还记得，有一次乞讨时，被主人家的狗咬伤了腿，当即鲜血淋漓，因为无医无药，后来又化了脓，奄奄一息地躺了好几个月。

　　是和平解放，让热地感受到了温暖；是民主改革，让热地获得了新生。他参加了工作，上了学，逐步成长为西藏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

　　和许许多多翻身农奴一样，热地的一生，始终离不开党中央无微不至的关怀。

　　１９６１年的一天，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边疆民族地区的代表和学生，其中就包括正在北京学习的热地。

　　１９８９年国庆之夜，在天安门城楼上，邓小平与热地亲切交谈，并细致地询问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和藏族同胞生产生活等情况。

　　１９９０年夏天，江泽民把热地请到办公室，就西藏问题听取意见和建议。

　　胡锦涛无论在西藏还是到中央，不仅时刻关注着西藏的稳定和发展，同时也牵挂着热地的工作、生活和健康……

　　农奴，是旧西藏封建农奴制最集中、最苦难的象征。百万农奴的解放和发展，始终是党中央牵挂、关注的一件大事。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和平解放前，西藏仍然维持着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占西藏人口不到５％的官家、贵族、寺院上层僧侣，占有了几乎全部生产资料，广大农奴一无所有，毫无人身自由，在无边的黑暗里仰天长叹……

　　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３日，在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领导下，《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实现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战略构想，使西藏各族人民与祖国大家庭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西藏和平解放以后，广大农奴要求挣脱封建农奴制的枷锁、实行民主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毛泽东亲自做团结争取西藏宗教领袖工作，希望通过他们的觉悟在西藏和平推行民主改革。

　　然而，西藏上层统治集团错误地估计形势。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０日，他们在外国势力支持和操纵下，悍然发动武装叛乱，试图永保封建农奴制，维护既得利益。

　　这是光明与黑暗的搏斗，是进步与反动的较量。在中央果断决策下，武装叛乱迅速得以平息。３月２８日，中央政府宣布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领导西藏各族人民一边平叛一边进行民主改革，百万农奴终于迎来了翻身解放的一天。

　　解放了的百万农奴从此成为国家的主人和西藏的主人，他们的生命安全和人身自由从此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的保障。农奴主的政治压迫、强迫劳动、非人统治，沉重的差税、高利贷的剥削，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今年６４岁的色觉卓嘎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８岁就成为牧主的放牧奴。在她的记忆里，小时候从来就没有吃饱穿暖过。没有鞋穿，就找石板做鞋底、抓一把羊毛捻成线作鞋带。１９５３年藏北发生地震，农牧民穷得揭不开锅，但旧西藏地方政府照样收人头税，她家里唯一可供糊口的一块酥油也给收走。

　　“我在旧西藏封建农奴制下熬过了１３年，这１３年比一生都漫长而难熬。１９５９年西藏民主改革是我人生的转折点。”色觉卓嘎说，那一年，她跟几个孩子参加民主改革宣传会，她唯一听懂的话是一位解放军叔叔说的“你们自由了，可以不当佣人了”。１９６０年，色觉卓嘎实现了到内地读书的心愿，４年后成为一名医卫专业的大学生，多年后成为西藏大学副校长。

　　民主改革，让百万农奴站了起来，改变的绝不仅仅是色觉卓嘎一人的命运！

　　１９６１年，西藏各地开始实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普选，无数昔日的农奴，第一次获得了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以主人翁姿态开始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自主管理区内事务。

　　８３岁的次仁拉姆出生在山南地区的一个农奴家庭，６岁时就给农奴主干活，经常遭受主人的毒打。民主改革后，次仁拉姆带领村里最贫困的１１户昔日农奴成立了“穷棒子互助组”。一年下来，不仅粮食自给，还有了余粮。他们卖掉余粮，买了更多的牲畜和铁锹等生产资料。

　　此后，次仁拉姆当过乡党支部书记、担任过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并作为翻身农奴的杰出代表，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在藏语中，‘次仁’是长寿的意思，‘拉姆’是仙女。过去，我不过是一个苦命的农奴，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真正成了长寿仙女。”次仁拉姆说，“从一个农奴成为国家的干部，参与国家管理，参与自治区重大事项的审议，对国家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执行情况进行监督，让我深深体会到西藏新旧社会两重天！”

　　一组组数据印证着历史进步——

　　２００８年，西藏四级换届选举，在选举出的人大代表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代表所占的比例在自治区和地市两级达８０％以上，县、乡两级达９０％以上；

　　西藏现职省级领导干部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占７０．４２％，其中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政府主席、政协主席、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均由藏族干部担任。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占地厅级干部总数一半以上；

　　在全藏７３个县（市、区）委、人大、政府、政协主要领导中，除去对口支援干部，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占８６．３９％。６８２个乡（镇）党委书记、乡长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占８６．３２％……

　　早春３月，全国政协委员、西藏大学旅游与外语学院副院长图登克珠又来到北京，出席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就国计民生建言献策。自２００３年担任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以来，图登克珠委员已提交３３件提案，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每件提案的办理情况均得到了回复。

　　谁能想到，这位在共和国议事殿堂里慷慨陈词的全国政协委员，他的父母曾因生活贫困而被迫以乞讨为生。后来，是人民解放军收留了他的全家，从此图登克珠才有了读书上学、改变命运的机会。

　　２００９年的两会上，图登克珠提交了８份提案，涉及环境保护、旅游开发、维护稳定等多个方面。“政协委员不仅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一种神圣的使命。”图登克珠说，“宪法赋予我参政议政的权利，我就要把百姓真实的意见反映上去”。　

　　“西藏广大人民群众的人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好过。” 西藏自治区主席向巴平措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感慨地说：“我老家在西藏东部，我家是菜农，家境贫寒。我父母跟我们讲过去的生活，那是苦不堪言。后来我赶上了西藏解放，才有了上学的机会，才参加了工作。”

　　向巴平措告诉记者，对于自己出生的日子母亲早已记不清。１９７４年５月６日，向巴平措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把这一天确定为自己的生日。

　　向巴平措的家乡有棵大树，从那里走出了包括他在内的两名省级领导、３名地厅级干部以及数名县级干部，亲戚朋友传说这棵大树给小镇带来了好的风水，向巴平措告诉他们：“其实这棵大树就是共产党啊！”

　　“受过寒冬袭击的人，最懂得阳光的温暖。”向巴平措说，西藏人民过去生活在那样一个政教合一、落后愚昧的封建农奴制社会，更能感受到今天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

　　从凄风苦雨、极端贫困到温饱有余、走向富裕——在党中央关怀下，百万翻身农奴第一次成为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主人，焕发出空前的生产和生活热情，逐步走上富裕之路

　　生产资料占有形式，决定着劳动者命运。

　　２００９年１月，西藏自治区九届人大二次会议表决通过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的决议。作为百万翻身农奴中的一员，６２岁的藏族民营企业家格桑以一名人大代表的身份，为自己及百万农奴解放而设立纪念日的议案举手赞成。

　　民主改革前，格桑家里欠了贵族７００多公斤青稞，一年要支付高达三分之一的利息。当年还不上，第二年又得接着借、再接着还。格桑说：“利息像滚雪球一样，我们永远也还不起这越滚越多的连保债。”

　　是民主改革，给格桑和他的一家带来了希望。这位昔日的农奴，如今已是西藏日喀则地区亚美责任有限公司董事长。目前，公司年产值达３０００多万元，下属８个控股企业，产品包括地毯、卡垫、民族服装、唐卡绘画等２００多种。近几年，随着青藏铁路的通车，公司的产品又从西藏打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少量产品还远销海外。

　　这是意义更为深远的解放——

　　１９５９年９月２１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通过《关于废除封建农奴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决议》，决定对参加叛乱的农奴主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一律没收，分配给农奴；对未参加叛乱的农奴主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由国家出钱赎买后，分配给农奴。　

　　像格桑这样的农奴，第一次成为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主人。穷苦人民通过勤劳、奋斗过上富裕生活的梦想，从此有了实现的可能。

　　获得解放的西藏人民焕发出空前的生产和生活热情，西藏贫穷落后面貌逐步得到改变——

　　１９５１年，西藏有了第一所现代小学校；１９５２年，有了电话、电报和银行；１９５６年，北京至拉萨航线开通；１９５８年，第一个煤矿运出第一车煤炭；１９５９年，第一座炼钢炉在雪域高原矗立；１９７６年，第一个火电厂正式发电……

　　让西藏各族人民拥有平等的生存权、发展权，逐步解决温饱、过上富裕日子——党中央领导集体始终关注着、周密部署着、倾力推动着……

　　１９５６年，毛泽东在中南海与西藏上层人士谈话时说，“我们的目的是使大家都发展起来，我们要经过几个五年计划来克服这种落后状况”。

　　在改革开放大潮涌动神州之际，邓小平对西藏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常系于心。１９８７年６月，他提出了检验西藏工作标准的著名论断：“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

　　２００１年６月，在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江泽民指出：“在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战略地区和战略部门，通过国家和各地的支持，直接引进、吸收和应用先进技术和适用技术，集中力量推动跨越式发展，是我们必须采取的一种战略，对西藏这样的地区，就可以而且应该采取这样的战略。”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推动西藏小康社会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１９９３年以来，每年的全国人大会议期间，胡锦涛都要到西藏代表团，同代表们一起审议、共话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大计，至今已经１７次。“把中央的方针政策同西藏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坚持走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进一步转变发展方式、加快发展步伐、提高发展质量，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在建设团结、民主、富强、和谐的社会主义新西藏的征程上迈出新步伐”……胡锦涛总是这样反复叮嘱西藏各级干部。

　　２００９年３月，北京寒消春来。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西藏代表团全体会议上，格桑卓嘎代表用藏语向胡锦涛反映，现在一些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非常大。总书记关切地询问具体情况，并同她一起讨论解决办法。谈到西藏农牧民的生产生活，胡锦涛言真意切，再三叮嘱：“多搞一些能够直接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的项目，多做一些能够促进社会事业发展的事情，多解决一些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让西藏尽快发展起来，让西藏人民尽快富裕起来！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南海为此殚精竭虑——

　　召开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启动涉及全国的对口援藏战略，出台一系列支持西藏发展的特殊优惠政策和灵活措施，落实包括青藏铁路在内的一大批重大建设项目……一系列部署和举措，为西藏发展稳定提供了强大动力，为西藏各族人民建设美好家园、过上富裕生活奠定了坚实基础。

　　１９５１年至２００８年，国家累计投入１０００多亿元，支援西藏发展。１９５９年至２００８年，中央财政向西藏的财政转移支付累计达到２０１９亿多元，年均增长近１２％。

　　农牧业全面持续发展，现代工业逐步壮大，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重大突破，内外贸易发展迅速……在中央和全国各族人民支援下，西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现程度开始“由负转正”，为高原人发家致富创造良好的基础条件、提供广阔的发展机遇。

　　乘坐着高档越野车，农民企业家多拉匆匆赶往拉萨贡嘎机场，准备飞往西宁谈一宗生意。　

　　今年４１岁的多拉，是一名农奴的后代。他的企业主要销售各种汽车、农机具、大型建筑机械，还承揽建筑、装修和公路工程，总资产已近１．４亿元。

　　如今的西藏，越来越多的多拉正成经济建设的生力军，创造着前人无法比拟的财富神话；越来越多的村庄人均收入过万元，高擎起科学发展奔小康的大旗——

　　山南地区昌珠镇凯松居委会，曾是大农奴主索康·旺清格勒在山南地区的６个庄园之一。那时，全庄园没有一个不赤脚的农奴妇女，没有一户农奴人家有足够的盐茶。

　　曾当过６年农奴的巴杰大妈，对儿时的苦难刻骨铭心：“那时如果碰到农奴主喂狗，我们就会围拢过去，农奴主把糌粑扔到地上，我们就跑过去跟狗抢食，连沙带土地吃下去……”

　　如今的凯松，已成为远近闻名的致富村。平整的柏油路两边，一眼看不到尽头的田野碧绿喜人。如今的巴杰大妈，家里年收入上万元，一家人住着近３００平方米的二层小楼，楼顶上巨大的太阳能热水器可以让全家人天天洗上热水澡……

　　上世纪７０年代末，一篇散文《夜明星》曾广为流传。拉萨郊区娘热乡娘热沟村乞讨群众的辛酸史，曾让无数人流下热泪。如今的“乞丐村”已是天翻地覆。整洁的街道、浓浓的绿荫，高原圣洁的阳光下，一座座藏式小楼错落有致……

　　４２岁的牧民丹增是娘热乡首屈一指的富裕户。这位农奴的后代感慨地说：“我能有今天的好光景，除了踏实肯干，全靠中央的关怀，全靠党的好政策！”

　　这就是历史——

　　１９５０年的西藏有１００万人口，其中没有住房的就达９０万人。当时拉萨城区只有２万人，而露宿街头的贫民和乞丐就达１０００多人……

　　这就是事实——

　　民主改革以前基本没有收入的广大农牧民，１９７８年实现人均纯收入１７５元，２００８年达３１７６元，连续６年保持两位数增长……

　　全国政协副主席阿沛·阿旺晋美曾回忆道：“记得４０年代，一些知心朋友曾多次交谈过西藏旧社会的危机，大家均认为照老样子下去，用不了多久，农奴死光了，贵族也活不成了，整个社会就得毁灭。因此，民主改革不仅解放了农奴，解放了生产力，同时也拯救了整个西藏。”

　　从枷锁缠身、封闭落后到自由开放、自信进取——在党中央的关怀下，百万翻身农奴第一次成为自己心灵和智慧的主人，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重新展开奋飞的双翅

　　社会解放和进步，归根到底是人的自由。

　　从１９５９年因一曲《翻身农奴把歌唱》成名，到２００８年春节歌舞晚会上与晚辈合唱《再唱山歌给党听》，整整５０年过去了，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的歌声依然如此动人，那股糌粑与酥油茶的味道依旧醉人心扉。　

　　１９５１年西藏和平解放时，１４岁的才旦卓玛还是个没有文化的贫苦孩子。解放军来到日喀则，宣传队、文工团住的地方离她家很近。听到官兵们的歌声、乐器声，小卓玛常偷偷跑过去，趴在门缝上往里面看……从此，一颗种子在她的心灵深处埋下、发芽。

　　１９５７年，２０岁的她与其他藏族青年一同到内地参观，在北京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回忆往事，这位藏族民歌手、女高音歌唱家激动地说：“跟毛主席握手的时候，感觉他的手很大、很有力！”

　　党中央的亲切关怀，让才旦卓玛这位农奴的后代力量倍添。１９６５年，才旦卓玛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时，是周恩来总理的一席话，让她做出了决定人生的重大选择：“总理跟我说，你毕业以后，还是回去的好。你是唱藏族民歌的，脱离了藏族的土壤，将来的业务会受影响，你的酥油茶、糌粑的味道就会少了、淡了。西藏需要更多的民族干部，你也可以回去好好地为西藏人民唱歌，为西藏人民服务。”

　　牢记党中央的期望和嘱托，才旦卓玛回到了西藏，回到了生她、养她的这片土地，用高原灵山异水赋予她的优美嗓音，传颂着西藏人民的心声，创造了又一个西藏农奴走向新生的传奇。

　　雪山霞光万丈，雄鹰展翅翱翔。

　　和才旦卓玛一样，在党中央关怀下，摆脱对三大领主人身依附、获得人身自由的西藏百万农奴，第一次成为自己心灵和智慧的主人，用充分涌流的激情和才华，在各个领域创造骄人业绩。

　　多吉，一个农奴的儿子，中国工程院第一位藏族院士。全靠政府资助，多吉才得以完成从小学到大专的学习，走出父辈们从未走出的深山，最后远赴意大利和美国的高等学府深造，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地热专家，取得了令中国乃至世界同行钦佩不已的辉煌成果。

　　在美留学期间，经常有人以良好的科研条件和丰厚的待遇，劝说多吉留在美国工作。但每一次，多吉都会说：“我的心在青藏高原，那里是我的家。”

　　“是呵，青藏高原是我的家；我的祖国是我的家。”正是在党的关怀下，多吉一家８个孩子有４个取得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这是做农奴的父亲，当年怎么也无法想像的！”　

　　５６岁的多吉难以忘怀这感人的一幕——

　　２００５年３月５日，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西藏代表团全体会议上，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多吉院士作了发言。前来参加审议的胡锦涛总书记听得十分认真，还把他发言的要点记在笔记本上。多吉发言结束后，胡锦涛向他询问西藏地质勘探情况及西藏油气资源的潜力，并强调“西藏要高度重视人才培养，西藏的发展光有一个多吉院士远远不够，还要培养更多的专业技术人才”。

　　肃穆的雪山，神奇的土地，绚丽的文化……民主改革５０年来，西藏灿烂辉煌的民族文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得到了新的发展，极少数封建农奴主垄断西藏文化的局面得到彻底改变，昔日农奴已成为共同继承、共同发展、共同分享西藏文化的主体。

　　今年７７岁的旺堆一生中经历过３次逃亡：从领主家逃到寺庙当僧人，再脱掉袈裟逃到一个农场，又从农场逃到内地谋生……

　　旺堆逃离的是地狱般的旧西藏。逃亡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使他从一名农奴成长为国家一级演员，也让他赢得了人生中辉煌的时刻——１９６３年，在中国第一部西藏题材的影片《农奴》中扮演男主角农奴强巴。这一年，他刚刚３０岁，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仅仅１年。

　　“没有党的关怀，哪有我的今天？在旧西藏，不要说演电影，就是活下来都不容易啊！”这位表演艺术家、西藏话剧团原团长感慨万千地说。

　　束住双翅的雄鹰不能飞翔，没有自由的农奴无法歌唱。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前，广大农奴连基本的生存权都无法保证，更遑论享受文化的权利。罗布林卡内遍布亭台楼阁，到处是琳琅满目的壁画、神像、佛塔、灯盏，但那是达赖的夏宫，普通百姓没有资格进出。贵族子弟很小就开始研习藏文、经典，而广大农奴和他们的子女则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文盲率高达９０％以上。

　　西藏唯一的女活佛桑顶·多吉帕姆·德庆曲珍曾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她回忆说：“旧西藏除了个别私塾外，基本没有学校。广大人民群众的子女没有学习机会，大部分是文盲。”

　　从生活无着的藏族农奴孤儿到知名藏学专家，５０多年来，格桑益西亲身见证了世界屋脊上发生的沧桑变化——　

　　今年５８岁的格桑益西，出生于西藏堆龙德庆县一个世代为领主支差的农奴家庭。出世不久父母便相继过世，由奶奶抚养；奶奶去世后，格桑益西成了孤儿。

　　在党和政府帮助下，格桑益西走进学校，“从入小学到中学、大学的所有费用，包括吃、住、穿以及学习用品，全部是共产党提供的。”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以后，格桑益西考取中央民族学院古典藏文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到西藏社会科学院从事藏文文学研究工作，成为著名的藏文学家。　

　　格桑益西说，旧西藏没有任何现代意义的藏学研究。如今，西藏的藏学研究已取得了很大进展，尤其近几年是藏学研究人才辈出、发展最快、成果最多、学术思想最活跃的时期，藏学已成为一门世界公认的新兴学科。

　　西藏人民不会忘记——

　　为保护西藏传统文化，从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到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作出了一系列具体部署。过去２０多年里，中央政府先后投入了超过７亿元资金，维修并开放了包括布达拉宫在内的重要古文物建筑和寺庙１４００多处。从今年开始，国家还将投入５．７亿元对西藏２２处历史文物建筑进行维修……

　　早在上世纪５０年代，一批进藏的各族文艺工作者与藏族文艺工作者一道，深入民间采风，收集了一批音乐、舞蹈、民间故事、谚语、民谣等，陆续整理出版了《西藏歌谣》等一批书籍……

　　旧西藏没有一所近代意义上的学校，到了２００７年，西藏已拥有普通高校６所、各类中等职业教育学校７所、普通中学１１７所、小学８８４所。旧西藏仅有３所藏医机构和少量私人诊所，主要为贵族和官员服务。２００７年，西藏已有卫生机构１３４３个……

　　教育、卫生、文化、科技……各项社会事业的长足发展，为西藏人民多姿多彩、自信奋进地走上社会生活舞台提供了可能。如今的西藏，话剧作者、舞蹈演员、物理学家、留学博士、理财顾问、时装模特、动漫设计师、环保志愿者……一个个五彩缤纷的头衔，与翻身得解放的农奴和他们的后代紧紧联在了一起。

　　从１０岁至２３岁，农奴贡布一直在为庄园干活。早上给庄园主家人倒尿壶，晚上再把尿壶准备好。晚上再给马喂草，有时困了就和马一起睡。马的脖子上有个铃铛，如果管家晚上没有听见马吃草时摇晃铃铛声，第二天就要骂人，有时候还会殴打喂马的人。

　　翻了身的贡布加入了登山队。１９６０年５月２５日贡布和王富洲、屈银华成功登上了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峰顶，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从珠峰北坡登顶的纪录。

　　“西藏实行民主改革５０年时间，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不长，但是对于我来说几乎就是我的一生。没有党中央的关怀，就没有我们西藏百万农奴的今天！”这位藏族登山英雄激动地说。

　　“喜马拉雅山再高也有顶，雅鲁藏布江再长也有源，藏族人民再苦也有边，共产党来了苦变甜……”这支在青藏高原传唱的歌曲，用动人的旋律唱出了西藏各族人民对党中央的满怀深情。

　　５０多年来，党中央的深情关怀、巨大鼓励、殷切期望始终如一，必将继续激励西藏各族人民在新的征程上不断开创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局面。西藏这颗世界屋脊上的明珠，必将以更加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面貌闪烁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新华社北京３月２６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