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下半叶,人类发明的两样东西改变了城市,一是电梯,二是汽车。
电梯使城市向高空生长,汽车使城市在大地蔓延。
城市便有了两样东西,一是摩天楼,二是高速路。
摩天楼把街道立了起来,它腾出了空地,汽车便当然地侵入。
高速路让人类像寄生虫那样活在了车里。城市的步行空间被汽车统治。道路要足够宽,行人要足够少,一切以车速为尺度。
一个自然人失去了站在街道上的尊严,最“自然”的方式就是驾车狂奔。
为汽车而造的城市甚至没有了逛街的乐趣,人们便追问城市的意义。
“柯布西耶幽灵”
1924年,法国建筑师勒·柯布西耶写了影响世界的著作《走向新建筑》:“塔楼之间的距离很大,把迄今为止摊在地面上的东西送上云霄;它们留下大片空地,把充满了噪音和高速交通的干道推向远处。塔楼跟前展开了花园;满城都是绿色。塔楼沿宽阔的林荫道排列;这才真正是配得上我们时代的建筑。”
柯布西耶提出了一个改建巴黎市中心的方案,主张成片拆除那些“狭窄的阴沟似的街道”,代之以大草坪和大塔楼。这个离经叛道的想法未在巴黎实现,却在全世界成为了一股思潮。
始建于元大都时代的北京东直门内大街,被规定为城市主干路。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全国各地的商家纷至沓来,或租房或建房,使这条街成为通宵达旦的美食街。但这不是规划师的想象。于是,美食街被拆掉一半,建成宽大的主干路;路中央立起了栏杆,尚未被拆除的另一半也被它劈成了两半。
“我是在读大学的时候知道柯布西耶的,那时他已经死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主任张永说,“可现在,他还活在中国的城市里。”一条条街被拆成了一条条路,“街是让人逛的,路是让车跑的,现在能逛的地方越来越少了。”
在波士顿——1959年建成的高架中央干道,寿还没有折完,市政当局就不得不斥资146亿美元将高架路埋入地下,买来的教训是:路修到哪里,车就堵到哪里;你越为汽车着想,汽车就越不为你的城市着想。
交通的政治
提高城市的密度,以公共交通、步行、自行车来取代小汽车出行,成为美国城市规划界的思潮,以这样的理念建设的城市,是老城市生命的延伸。
恩里克·佩那罗舍在美国开始受到欢迎,这位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前任市长,在1998年至2001年短短3年的任期内,将他的城市从几乎是无望的交通拥堵中解救出来。
“在波哥大,我们选择建设一个为人民的城市,而不是为汽车的城市。”在他的领导下,波哥大建设了一个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快速公交系统、拉丁美洲规模最大的自行车道路网络(全长250公里)、世界上最长的步行街(全长17公里)、通往城市最贫穷地区的数百公里长的人行道、1000多个新建或改建的公园。
“今天,我们不是在谈论交通问题。”他说,“我们真正在谈论的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城市?我们必须作一个集体的决定来回答我们要怎样组织我们的生活。交通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它是一个政治问题。”“如果我们是一个民主的社会,每个人都应该享有安全出行的权利。我们应该思考自行车不仅仅是一个可爱的不错的东西,它还是一种权利。自行车道是重要的,20%是因为它安全,80%是因为它是个象征,就是花25美元买一辆自行车的人,与花3万美元买一辆小汽车的人,重要性是一样的。”
老街道获“平反”
1993年,新都市主义协会在美国维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大市召开首次会议,1996年形成了《新都市主义宪章》。《宪章》称赞了查尔斯顿、旧金山、纽约、多伦多,这些城市的历史基底区仍然同以往一样继续发展并提供新的职业岗位。
老城市的街道获得了“平反”,因为在这样的网络状系统中,“大量高度联系的道路确保任何特定出行的行程在可能的条件下达到最短。最短行程也反映了从多个方向到达最多目的地的能力,从而减少了在高速干道上盲目兜圈子的可能性”。这个新都市,其实就是老都市,是要找回现代主义运动之前那个老都市的感觉。而实现这样的回归,本身就说明社会财富发生过严重的浪费。
柯布西耶受到了谴责,因为他所做的改建巴黎市中心的规划,在北美众多城市更新项目中受到模仿,“其结果多数是灾难性的”,这使步行“面临消失的危险”,“在城市里,汽车可以开到任何地方,而行人则不可能”。
为《宪章》撰写前言的乔纳桑·巴内特对中国的城市感到忧虑:“我告诉我的中国朋友,你们应该多看一下荷兰,而不是美国,因为美国可用来发展的土地太多了。”
应该明确,城市不能靠马路的宽度取胜,必须注重路网。深圳的蛇口,深圳最先规划的地方,也是深圳唯一不堵车的地方,道路系统是小格网,街道窄,但密度高,规划师都没想到效果会这么好。
这种新都市主义对中国城市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第一,城市要紧凑发展,认为蔓延式发展对人的活动不利。第二,要重视城市混合使用的功能,拥有多样性的城市才是最有活力的。第三,要尊重历史、尊重文化。要通过保护,把文化遗产组织到城市中来,增进人们的文化认同感。第四,就是重新找回街道的感觉。街道不是要很大,但必须是宜人的。公共空间是城市的主体框架,公共空间做好了,城市的品质就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