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把影片拍摄得更加真实可信，剧组还组织摄制组全体演员参观访问农奴家庭、贵族庄园。在罗布林卡的仓库里，大家看到了农奴主对待农奴的残忍刑具，有打嘴、割舌、挖眼、剜心、锯腿、断筋等几十种。还有人头、人皮、风干了的人手、人脚，用人大腿骨刻成的花纹佛像，用人头盖骨制成的茶碗，人皮蒙成的手鼓等，看后令人毛骨悚然。农奴主不但从肉体上任意割杀农奴，从精神上也严格控制农奴。据说，在旧西藏铁匠不能用别人的碗喝水，不能用人家的锅做饭，不能踏入别人家的门。甚至在阳光下，铁匠也不能把自己的影子和别人的影子重叠起来，否则会使别人“倒霉”。通过参观和深入生活，摄制组获得了许多感性认识，对于把握《农奴》的情感基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摄制组不仅从氛围环境上追求真实感，对于道具服装也要求极为严格。很多服装、道具都是原件，摄制组还把服装道具摆出来邀请当地藏民参观指点，力求接近历史原貌。有时为了一件服装，大家满街去找，摄制组细节工作做得非常到位。一旦发现有人穿的衣服符合摄制组的要求，就派人尾随其到家中，用新的土布服装换人家的旧服装。有时换下来的服装实在太脏了，而且还有很多虱子，大家就在院子里架一口大锅，烧开水煮旧衣服，消毒处理后再让演员穿。

　　正当大家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摄制组与编剧黄宗江在导演分镜头剧本上发生了争执。导演分镜头剧本寄回八一厂，黄宗江看后非常不满意，觉得导演分镜头剧本对电影文学剧本改动太大。立即给李俊导演写了一封信，探讨分镜头剧本问题。黄宗江也是一个急性子，还约上副厂长王牧一起飞到拉萨商量剧本问题。黄宗江认为分镜头剧本与电影文学剧本存在差距，应该照原文学剧本拍摄。李俊只有一句话：“导演分镜头剧本不是我自己的东西，这是整个摄制组讨论的结果，你能说服摄制组，我就改。”    

　　摄制组和编剧互不相让，工作进入僵持状态。副厂长王牧出了一招，把分镜头剧本和文学剧本交给权威人士定夺。不久，两个剧本交到了夏衍手中。夏衍非常认真，蝇头小楷密密麻麻批了不少文字。最后，夏衍说了一句话，导演分镜头剧本比电影文学剧本提高了一步，再进一步修改润色一下可以按照导演分镜头剧本拍摄。夏衍这个带有倾向性的建议，平息了这场剧本之争。

　　不久，《农奴》第一个分镜头在拉萨的聂当开拍。当时，国家还处于困难时期，剧组的生活很清贫，但大家对待工作却毫不含糊。在拍摄拉萨河边断崖峰顶外景戏的时候，李俊导演顾不得初春的河水刺入骨髓，干脆挽起裤腿站在水中指挥。工作人员还要爬上3800米高的陡坡。山路布满细碎沙石，非常难走。大家只能像螃蟹一样走“之”字形，爬到山顶已是气喘吁吁了。

　　当然，摄制组在拍摄期间，体验到的不仅仅是艰辛与劳累，也分享到了西藏独特的风土人情。摄制组所在的西藏军区第一招待所在拉萨河北岸，环境十分宁静。清晨，雾气笼罩着拉萨河，像一层白纱飘然其上，意境非常别致。大家可以到河边跑跑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大胆的年轻人还向拉萨河发起挑战。摄影助理陈力鄂和制片吴升远有一天来了兴致，要横渡拉萨河，大家站在岸边给他们助威加油。陈力鄂和吴升远走近深水区时，水已没过腰际，冰冷刺骨，他们开始全身发抖。年轻人火气旺盛，不肯回头。李俊导演见状大喊：“你们回来吧，身体要紧!”大家也都跟着喊起来。两个人只好掉头上岸，约好天暖时再来征服拉萨河。

　　在西藏，大家还学会了喝酥油茶。刚开始的时候，摄制组有些工作人员受不了酥油的膻腥味。一段时间后，大家发现坚持喝酥油茶与不喝茶，身体发生了明显差别，前者身体壮实，精神充沛，后者则体力不支，萎靡不振。最后，摄制组所有人员都学会喝酥油茶，并喜欢上了酥油茶。    

　　摄制组尊重当地人民的宗教信仰，影片很有分寸地把握了《农奴》中的宗教内容，慎重地构思每一个镜头，如老奶奶手握“护身符”却依旧死在河水中，更顿喇嘛因塑佛像而失明等情节，都力求符合西藏的风俗习惯。

　　邓小平说：“拍得不错，给你一颗烟抽。”    

　　1964年10月1日前夕，《农奴》作为建国15周年献礼片隆重上映，在全国轰动一时，观众好评如潮。有的观众竟连续看了四次。夏衍高度评价《农奴》“不仅在题材内容上，而且在整体艺术水平方面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中国影协主席蔡楚生看完《农奴》后则对强巴的表演大加赞赏，他说：“哎呀，强巴的表演真深刻，深得没有底了。”    

　　今年77岁的旺堆已经退休，他至今还常常念叨当年那些辉煌的日子，他说：“我的一生有三个重大转折，参加革命工作是第一个转折；到上海戏剧学院读书是第二次转折；演《农奴》是第三次转折。《农奴》使我一夜成名，我以后也塑造过许多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但没有一个比得上强巴在我心目中的分量。”    

　　国庆节，《农奴》摄制组被邀请到天安门观礼。长安街上用一辆卡车扎起《农奴》花车，上面有一个强巴的塑像，彩车过时响起阵阵掌声。周总理亲自接见了旺堆，他握住旺堆的手说：“你演得不错，你们以后每年都要来一趟北京，要带来更好的作品。”后来，总理还把影片带到万隆亚非会议上去放映。当年，旺堆和黄宗江随中国电影代表团参加印尼雅加达亚非电影节，陈毅外长亲自选定《农奴》作为电影节的招待影片。各国人民都非常关心西藏翻身农奴的生活，影片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有一天，李俊导演正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副厂长王牧追上他说：“中央首长要调看《农奴》，你去汇报一下吧。”李俊匆匆赶到中南海，邓小平、杨尚昆等中央领导都已经坐在沙发上了。邓小平指了指身后的一个座位说：“你就是李俊吗坐到这里吧。”李俊就坐在邓小平、杨尚昆身后中间那个座上。邓小平抽着烟，认真地看着影片，影片放完后他说：“拍得不错嘛。你抽烟吗，给你一颗烟抽。今晚上我们还有重要会议就不留你吃饭了。”杨尚昆也说拍得不错。李俊只记得邓小平给他的那颗烟特别长，回家的路上，他一点也没觉得饿，抽着一支烟就回来了。

　　电影《农奴》用真实感人的艺术形象，深刻地揭露了旧西藏农奴制度的本质，在中国电影艺术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影片中人物对话极少，主要靠画面和音乐来说话，造型及画面极富雕塑感。李俊导演追求的“于无声处听惊雷”的艺术手法，在观众中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直到20世纪80年代，《农奴》还作为重要电影样本被专家学者解读分析，其拍摄手法也被新的导演不断学习。周晓文导演曾说过，他最喜欢的中国影片只有一部，那就是《农奴》。    

　　中国人没有忘记《农奴》，世界也没有忘记《农奴》。1981年，《农奴》捧得马尼拉国际电影节金鹰大奖。1994年，《农奴》获国家民委颁发的少数民族“腾龙奖”纪念奖。

　　（据《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