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瓷器”，国人脑海里都会浮现出一幅亲切的关于瓷器的图景。光滑？精美？我们难以述说瓷器，虽然瓷器对我们太亲切了。抛开 CHINA这个英文词不说，瓷器对我们依然意味着中国。在闭塞得不知有汉的乡村，农家仍有青花瓷掸瓶，矗立在红油漆躺柜上面；国家领导接见外宾的会客厅的角落，也端立一人高的彩绘工艺瓷瓶。

　　瓷，无法言说，首先颜色就无法形容。唐代的瓷器首推“越窑”，地址在今日浙江上虞、余姚一带。陆羽的《茶经》曾说“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陆先生的意思是“邢不如越”。邢窑是唐代北方瓷器另一产地。就颜色讲，所谓“越瓷青”被唐代诗人写为“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千峰翠色”，用古玩家的术语叫“越窑秘色”。1987年陕西法门寺出土一批青瓷，被认为是“秘色瓷”。人们看到，“秘色”莹润宁静，像潮水又像山包，委实不好讲。同样，宋瓷五大窑中艺术水准最好的“汝窑青瓷”，胎质细洁，釉面纹片如鳞，似云母天青。

　　与中国其他传统艺术相比，瓷器所包藏的精神因素更多。从表面看，唐瓷恢宏富丽，宋瓷静寂幽玄，元瓷阔放质朴。但瓷器的内里，仍有更深重中国式的含蕴存焉。于是，我比较留心叙说瓷器的诗文，诸如冯先铭先生的《中国陶瓷史》这样的专著阐述。最近以来我读到过两首诗，都是写瓷器的，均属上品。一为台湾诗人覃子豪的《瓶之存在》，另一为辽宁诗人柳沄的《瓷器》。

　　覃子豪说瓷瓶“吸纳万有的呼吸与音籁在体内，升华为灵，自在自如的，挺圆圆的腹。”

　　瓷瓶“似坐着，又似立着。”什么东西像坐着又像站着？这不是谜面，而如写真，想来想去也只有是瓷瓶了。覃说，瓷瓶“似背着，又似面着。背深渊而面虚无，背虚无而面深渊。无所不背，君临于无视，无所不面，面面的静观。”这说得依然玄妙，但一想瓷瓶那种样子，的确是这么回事。因为，它“不是平面，而是一立体。不是四方，而是圆，照应万方”。然而，瓷器更多昭示于美。它“典雅、古朴如音。光焕。新鲜如昔。静止如一，澄明如一，浑然如一。每一寸都是光，每一寸都是美。无需假借，无需装饰。”

　　瓷瓶在这种意义上很像中华民族的历史。惟其静止浑然，便永远新鲜如昔，而无需假借。国人的传统，使他们的的确确无需假借什么来延续或张扬自己的生命力。瓷瓶从一开始就自信着，它“自适如一，自如如一，自在如一，而定于一”。我们的许多不适或悲苦，差不多在于没有“定于一”。然而从远处看，中国的历史则如瓷瓶，“寓定一于孤独的变化中，不容分割，无可腐朽”。这便是瓷瓶作为一种精神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道理，因而它可以“自在自如的，挺圆圆的腹。”我们惭愧了，不敢也挺不出这样自在自如，至多是投注目光于瓷瓶，使精神相联。

　　柳沄的诗《瓷器》，是通向瓷器的另一条路。他说，“比生命更脆弱的事物，是那些精美的瓷器。我们任何一次失手，都会使它们遭到粉碎。”在这样的诗面前，我默然了，面面相觑。读者被拎起来，扔进了瓷器里面。“在此之间，瓷器吸收了太多的尖叫，坠地时又将尖叫释放出来。”“但在另一种意义里，瓷器坚硬得一点力气也没有。它们更喜欢呆在高高的古玩架上，与哲人的面孔保持一致。许多时候，我不忍回首，那样它们会走动起来。”此时，生命招手让你过来，逼你看它具有的更富生命力也更脆弱的那些领域。　　

　　瓷器是什么？它就像著名作家勒内夏尔说的，“在法兰西的高地上，一片细小的燧石从地上跳了起来，勉强地被我们握在手中，它在我们的记忆里燃起一星萤火，它是永远耀眼永不熄灭的晨曦之核，它是高贵的红晕和高扬的面颊。”在我看来，中国瓷器不像法兰西高地的燧石那样耀眼眩目，它细洁莹润，更包容自在，但不排斥锋锐。它用更为寂谧的光，透射中国式的精神，晕染着我们以前和以后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