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大幅度地为企业减负

　　魏杰：要促进生产性投资，首先要大幅减少企业负担。包括税收负担，各种费用负担，还要保持企业资金融通的渠道畅通。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要调整产业结构。

　　要启动资产投资

　　魏杰：我们现在启动投资，不能光启动民生投资、生产性投资，还要启动资产投资。资产投资主要是指资本市场投资和房地产市场投资，资产投资的主体是公众。资产投资如果不活跃起来，相关产业就不会活跃，尤其是人们的财产性收入就不会增加。财产性收入不增加，当然消费就起不来。消费起不来，国内市场就无法拉动。

　　政府拉动之外，需要激活社会投资

　　巴曙松：内需谁来做呢？政府、企业和个人。企业和个人在危机时期都主动加强了收缩，现在主要靠政府投资带动，带动的效果目前暂时只是体现在铁、公、基这些行业建设。

　　1997、1998年的时候，这种直接的基础设施投资带动可能是有效的。因为那时候政府和政府直接能控制的企业资源占整个社会经济资源的一半以上。可到了2008年，经过市场化的发展，政府能直接控制的经济资源降到了30%左右甚至更低。在浙江，大概90%以上都是民营经济，所以现在我们希望30%的政府直接投资去带动70%，需要以创新的方式才行。

　　因此，我们必须要找到新的增长点，把这些真正的社会投资激活起来，这才是中国经济实现成功转型的关键所在。我们看居民21.5万亿的储蓄，这是铁的数字，说明中国有坚实的扩大内需的空间，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分析怎么来鼓励他们消费。

　　促进社会需求结构快速转变

　　马晓河：按照当前情况，要转变“三架马车”失衡的问题，我们应该稳步提高消费率，促进社会需求结构快速转变。要启动老百姓消费，需要逐步消除收入分配政策、文化观念、消费环境、社会保障中严重制约消费的因素。

　　另一方面，我国的投资率、消费率、出口增长率“三率”结构转换的拐点，可能比一些国家要来得晚。

　　我曾对世界24个大国1970至2003年人均GNP从500到5000美元发展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这些国家经济增长都经历了投资率先升后降、消费率先降后升的过程。多数国家在人均GNP2000至3000美元时出现拐点，但亚洲国家一般要在4000美元之后才会出现拐点，因为东亚文化决定了他们的消费结构转换滞后。去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3000美元左右，距4000美元还有一个时段。

　　因此，在目前情况下，我们能做的事情是采取有效措施，纠正国民消费率偏低和投资率偏高的倾向，从制度和政策上鼓励老百姓增加消费。

　　培育中等收入者群体

　　马晓河：要想抑制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培育和做大中等收入者群体，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一是必须做大国民经济这个“蛋糕”；二是制定一个合理的收入分配调节政策，在初次和再分配过程中科学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防止收入差距过度扩大。三是强化税收调节，扩大财政转移支付，整顿分配秩序，创造机会公平。

　　为中国人自己的消费空间而生产

　　巴曙松：有些数据不一致，让投资者和经济分析者感到很困惑，比如说城镇消费。虽然许多大城市的消费在明显下降，但二线城市、小县城和农村消费却比较平稳，甚至有些小城市消费的增长还很迅速。

　　从草根观察看，像在北京、上海，不是说大家没钱去吃饭，而是大家吃饭没什么生意谈了。但在二线小城市、农村，该消费的还在消费，这其中也看出，中国其实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各种消费梯度和差异很大，内需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可能下一步，我们要为中国人自己的消费空间而生产，我们的消费空间很大，但是怎么把它培育起来，这是未来中国经济能否实现另外一个伟大转型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