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十五日，在汉武帝时是太阳神的祭日，《史书·乐书》曾有记载。《楚辞·九歌·东皇太一》这祭祀太阳神的诗篇，是屈原在民间祭祀典礼基础上的创作。称“东皇太一”，是指太阳神是东方的上帝。

　　迨至唐宋，原先的祭祀为主变成了以游艺为主；及至明清，则完全变成了游艺活动，元宵节成了九州同庆的一个“大节”。其主要节目为赏花灯、猜灯谜、吃元宵。

　　通常从正月初八起，到十七日止，华宫御苑、殿堂佛寺、大街小巷，无不张灯结彩。在灯楼、灯山、灯塔、灯轮下，逛灯者身不由己，足不点地，随着人潮慢慢挪动。夫妇、母子因赏花灯而失散者，不计其数。《红楼梦》中甄士隐的五岁爱女英莲，就是在元宵节被拐子抱走的。

　　当时，为制造元宵节“普天同庆”的气象，各级衙门年年强征民灯，摊派到户，老百姓叫苦不迭，有民谣曰：“富家一盏灯，太仓一粒粟；贫家一盏灯，父子相对哭。”苏东坡等一批体恤民情的文人，曾一再上书谏阻，只是无人答理。宋徽宗不事朝政，国难当头依然纵情享乐。打着“宣和与民同乐”的幌子，在城楼悠然赏灯。为增添乐趣，让楼下成百上千的宫女每人手持金杯，伸长脖子，等待从楼上倾注下来的“御酒”，你挤我轧，乱作一团。据说有个少妇乘众宫女混乱之际，偷了只金杯揣入怀中，被当场拿获，押到徽宗面前。她急中生智，吟诗一首，末两句是：“归家恐被翁姑责，窃取金杯做照凭。”这诗的大意是，自己因观灯与丈夫失散，天亮前又奉旨饮御酒，为了回家后免遭公婆责骂，拿个杯子好为自己作证。徽宗听罢，无言以对。为表示自己“亲民”，干脆将这金杯赐给了这女子。

　　元宵节有猜灯谜的习俗。《红楼梦》第二十二回后半部分写的是元宵佳节，元春省亲回宫后意犹未尽，做了个灯谜让人送到娘家，于是贾府的少爷、小姐纷纷仿效，制作灯谜玩耍取乐。那四春姐妹谜面所设的谜底，在贾政看来都是不详的：“娘娘所作爆竹，此乃一响而散之物。迎春所作算盘，是打动乱如麻。探春所作风筝，乃飘飘浮荡之物。惜春所作海灯，一发清净孤独。今乃上元佳节，如何皆作此不祥之物为戏耶？”曹雪芹借四姐妹之口，说出这些灯谜，用意不言而喻。

　　清朝乾隆帝元宵节在文华殿赏灯，大学士纪晓岚制一副对联灯谜：“黑不是，白不是，红黄更不是，和狐狼猫狗仿佛，既非家畜，又非野兽；诗也有，词也有，论语上也有，对东西南北模糊，虽为短品，却是妙文。”上下联各打一字，上联是“猜”，下联为“迷”。纪晓岚将汉字象形表意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深得乾隆赞许。

　　清末江西某财主横行乡里，贪得无厌。元宵节有位秀才在其家大门前的彩灯上题了首灯谜诗：“头尖身细白如银，论秤没有半毫分。眼睛长在屁股上，只认衣衫不认人。”财主见之大怒，一口咬定秀才是在讽刺他。秀才辩解道：“我只是打一物而已。”财主逼他说出“所打何物？”秀才不紧不慢地说：“缝衣针！”围观的众乡亲笑得前仰后合。

　　“吃元宵”的历史始于元代，是元宵节极具特色的民族食俗，无论贫富贵贱，多少都会吃点。某年元宵节，光绪去向慈禧请安，慈禧正在吃元宵。她问光绪：“可曾吃过？”光绪答：“未曾。”慈禧赐他一碗。光绪刚将元宵落肚，慈禧便问：“可曾吃饱？”光绪尽管肚子发胀，却不敢说吃饱，硬着头皮说“未曾”，慈禧再赐一碗。光绪勉强吃了一半，实在吃不下了，将余下的偷偷倒入衣袖。慈禧瞧见了，却故意问：“可曾吃饱？”光绪不敢说实话，仍答“未曾。”慈禧又赐一碗。如此再三，光绪两袖塞满元宵，汤水将内衣内裤全弄得湿淋淋、粘乎乎的。回到寝宫，忙不迭地令太监取衣更换，不料太监回道：“刚才老佛爷有旨，将万岁爷的内衣全部收走了！”光绪忍气吞声，不敢发作。

　　民国初年，袁世凯改共和为帝制，因“元宵”与“袁消”谐音，下令不许叫“元宵”，只能称“汤圆”。有位叫景定成的老人写诗讽刺这位“洪宪皇帝”，诗曰：“偏多忌讳触新朝，良夜金吾出禁条。防火点灯都不管，街头莫唱卖元宵”。“元宵”改成“汤圆”后，仍然有过尴尬。抗战期间，日寇飞机对重庆狂轰滥炸。某日清晨，蒋介石带着陈布雷等人，便装巡视街市。来到白龙池街口时，蒋介石突然沉下脸来，举起手杖指着一家店铺门额上的招牌，只见上面赫然写着“领袖汤圆”四个颜体大字。蒋介石神情愠怒地说：“领袖当汤圆吃了，还有什么领袖？！”即令彻查。一周以后，厚厚一叠《侦讯详情》摆上了陈布雷的案头：查实“领袖汤圆”店主，系从巴县乡下来重庆租店专卖汤圆的青年农民；题写招牌的，则是一个年逾古稀、好习颜体、不问政事的道士，二人均无政治背景。至此，悬在陈布雷心上的石头总算落地。他在《侦讯详情》的封面批道：“愚民可恕，招牌难留。”那关门待罪的店主，听完保长一番训斥后，连夜收牌退赁，带着老婆孩子匆匆逃回乡下去了。

　　改革开放以后的元宵节，一年比一年红火。近见外电报道：“元宵是中国人过年很看重的一个节日。今年，尽管同样遭遇到金融危机，但大小商场十分拥挤，夜晚灯火一片通明，人们脸上洋溢着乐观和自信。金融危机这个让全球恐慌的一页，恐怕会从这个国家厚厚的历史书上首先翻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