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的农民朋友们，春节过后，是留在家乡找工作，还是仍然外出务工？在有8万外出务农大军的开化县，正月初五一过，当地的县干部就开始进村调查。记者跟着县农办副主任丰金英在开化乡村进行了一次摸底调查——

　　

　　回乡提前，返城迟了

　　2月7日，周六，因为第二天县里开会，丰金英原来安排第二天走的另一个点今天必须一起走完。时间紧，早上八点，我们就从县城往音坑乡杨家村赶。

　　到杨家村路程不远，我们坐了半个小时的公交车，8点半就到了村外。

　　走进村里，5米多宽的水泥路两边停满了各种小车，村边的小学操场上也都是车，小轿车、面包车、货车和皮卡车，而且基本上不是衢州本地牌照。

　　杨家村是音坑乡最大的一个村，外出人口也是乡里最多的，村里1568人，外出人口占劳动力的三分之二。这些年，外出打工的村民多以建筑业为主，只要出去早的，房子基本上都翻新了，全村460户人家，有各种小车100多辆。逢年过节，村里到处都是村民从外地开回来的车。根据这些特点，县农办把杨家村作为抽查的一个点。

　　村支书余宗明一早就等在家里，他告诉我们，前两天，村里已经把外出务工的情况摸了下底，从摸底的情况看，村里去年常年外出务工的有420人，另外在本县打工的有150人。现在已经外出的不到四分之一。

　　9点多，村里一下子热闹起来了，路两边摆开各种小百货和小吃摊，就像一个集市。余宗明说，今天是农历正月十三，是当地除了元宵节正月里最热闹的日子。以前一过灯日，村里的人基本上都出去了，今年，走的人不是很多，问他们，都说在等老板的电话。据他估计，元宵节一过，出不出去就会见分晓。

　　53岁的刘文忠，正在家里招待客人。去年，他和老婆余雪英两人都在杭州的工地上做。他做泥工，点工100一天，包工的话，一般一天能做150元。老婆做小工，55元到60元一天。

　　2007年，他的家里房子装潢一新的钱，就是这几年他们夫妻在外打工挣的。刘文忠觉得金融危机直接影响到了他的收入，房子停建了，工地少了，泥工也开始竞争了，其他省的泥工把价降到了80元一天。去年他的工地活结束，包工头就没再敢接活，农历十二月十六他就回家了，今年老板也没说什么时候去开工，他想再在家里呆几天，实在不行，自己去做做包工的活，试试看。

　　都在做着新打算

　　下午，我们来到马金镇外徐村。我们在两个村一共走访了12户人家，只有3户明确表示什么时间回城里，其余都不知道具体的日期，要等老板的通知。

　　24岁的朱柳飞是外徐村262个外出务工的村民中出去最早的，初四就回杭州了。她父亲说，女儿在杭州下沙开了一家小百货店，平时销量靠周边几个大厂的工人。去年，这些厂都提早放假，工人回家，她店里的生意很差，因为一些老客户，又不能关门，一直熬到大年二十八才回家。女儿这个年也没过好，正月初四，她就回去了，和他们说是想早点回去看看，生意实在不行就早点把店转掉，做点其他。

　　杨祖福想过了元宵节就回杭州。今年48岁的杨祖福，是建筑工地上的小包工头，专门浇水泥地面，每平方米8元，这行已经做了10年。去年他三分之一的工程，都是别人受经济影响，工程款到不了位，中途转包给他的。过年前，手下30个人，光工资就发了60多万元。现在他手上的工程量已经比去年一年的量还翻了一翻，尽管在金融危机中获利了，但是他还是想回老家投资农业，进行规模化种植和经营。他想在回杭州之前，和村里镇里的领导谈谈自己的设想，村里像他这样有类似的想法的人，还有不少。

　　38岁的刘九福打算正月十七回杭州。他在工地上做粉刷，90元一天。老婆在三墩一家印刷厂做包装工，收入在900元到1500元之间。他们租住在三墩章家桥，每个月开销300元，去年他攒了2万，老婆攒了1万。9岁的儿子留在家里由母亲带。去年，工地上早没活干了，他农历十二月二十就回来了，老婆要比他迟6天才回家，正月初七又回去上班了。他工地上还没开工，回去了要开支，不如在家呆着。

　　说起金融风暴的影响，杨家村支书余宗明做了19年生猪和牛返销生意，每年的收入也有个十来万。他说，从大家去年回来过年就看得出来，以前都是到了年三十的前一两天才回家，去年就不一样，提早了半个月，最早的是农历十一底就回来了。

　　外徐村支书朱礼宜也觉得受金融风暴的影响很明显，以前正月初八，村里人要出去一半了，现在都快元宵了，还没有多少动静。

　　年轻人不愿在家干

　　我们来到刘飞的家里，这位49岁的男主人，很热情地招呼我们。他说这两三年都是跟村里的包粉刷的工头在杭州的建筑工地上做小工，去年是正月十八就回去了，今年，工头说过了正月二十以后再回，具体哪一天再等消息。

　　刘飞21岁的女儿，在海宁一家服装厂做皮衣，过年才拿回家1000元。这点钱，还不如到镇里的服装厂做了，一个月也有2000元，离家又近，家里又能顾到。四天前，马金镇为了8家本地的企业组织了一场现场招聘会，他想让女儿去看看，女儿却不愿意。

　　这时，村主任杨守田说，年轻人都一样，他侄女在杭州一家电子厂上班，工资也不高。前年回来过年是年三十当天回来的，正月初六没过就赶回去上班了。去年是11月份回来的，说厂里没定单提前放假了，回去上班要推迟到四月份。现在在家里呆不住，让她去镇里的企业看看，也不肯去，却硬要去县城找事做。

　　说起那场招聘会，村支书更窝火，当时镇里要每个村多组织一些返乡农民前去参加，村里却组织不到人员，哪怕半天时间村里给50元误工费，也没有人愿意去。

　　一说到这个问题，丰金英很认真地记了笔记。

　　不愿本地就业关键不在钱

　　在外徐村，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原来不光杨家，外徐村也一样，最后招聘会急需招工的1000多个就业岗位，只有368位村民签订了就业意向书，还缺三分之二。而马金镇每年外出务工人员就有9000多。

　　原以为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面临就业难题的返乡农民工会踊跃应聘，结果是大部分农民却不愿意在本地的企业里就业，特别是年轻一点的，不管怎么样都要出去。

　　外徐村主任朱芳明说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在想什么。他拿自己的两个女儿为例，说两个都在义乌的不同外贸公司打工，一个做发货员一个跑定单，每个月的收入只有1500元，而在我们自己本地，两三千一个月的服装厂也有，她们就是不愿意，理由有三：一是离家太近，上班回来还要做家务，还要被家里管着，不自由；二是每个月的工资没地方花，也没有城里好玩。三是在本地的企业里，很少有年轻人，都是中年人，干活也没劲。

　　丰金英通过这次摸底，看到了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在本地找工作的原因，也明白了为返乡农民组织的招聘会并没有想象中的倍受热捧，根源并不在于企业的待遇问题，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工作之余的文化氛围、周遍消费和娱乐场所等软环境。

　　丰金英告诉记者，2月12日，全县还将进行全面下乡入户调查，彻底查清返乡农民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