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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视质问:天价薪酬,君何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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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9日     收藏 打印 推荐 朗读 评论 更多功能 
证券业全面退守、千万股民深度被套,国泰君安却被曝“百万年薪”事件——
央视质问:天价薪酬,君何安
  2月4日,国泰君安证券被曝2008年薪酬及福利费用高达32亿元,较年初预算增长57%,人均年收入近100万元。

  金融危机下国内外企业集体裁员降薪等降低成本以度过危机之时,国泰君安薪酬支出却逆势飙涨,被贴上“天价薪酬”的标签,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2月6日央视《新闻1+1》节目直指国泰君安超额发钱12亿,有瓜分国有资产之嫌,并发出质问:“国不泰,君何安!”

  上海金融工委的一位处长透露,2月5日下午,上海市国资委及市金融工委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国泰君安巨额薪酬在社会各界产生的影响,而国泰君安等单位的相关负责人也到会就薪酬问题作出了说明。

  据悉,会上上海市金融工委并未对此事明确表态,但国泰君安可能会因此而推迟发放剩下的年终奖。

  央视《新闻1+1》节目探讨了美国总统奥巴马近日对华尔街高管的限薪令,进而把话题转至国泰君安百万年薪事件,节目评论认为,出现类似事件的核心问题是我国此类企业存在“制度性红利”、股东对企业高管薪酬界定“话语权”的缺失等体制弊端。

  节目中,首先关注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对华尔街高管的限薪令,节目认为:50万美元——这是奥巴马给华尔街高管们限定的最高年薪。这一决定无疑给华尔街的高管们戴上了一个金箍咒。其目的包含两层意思。

  首先是从政治上来考虑。奥巴马正在争取7000亿美元资金的第二部分用来救市,必须让民众看到,这些钱投下去,是真正能够缓解目前的危机,而不是一方面政府拿纳税人的钱来救助他们,另一方面,高管却依然可以收到丰厚的红包。

  第二个方面是从社会心理的层面来考虑。如果普通老百姓都在节衣缩食、勒紧裤腰带来度过这个困难期,而高管依然可以高枕无忧,那么这种社会反差、这种事实的反差会带来巨大的心理失落和不平衡。

  国泰君安分钱 造成资产流失?

  在随后的节目中,话题从大洋彼岸转回国内:正当奥巴马为华尔街金融机构把184亿美元的政府拯救基金,当作年终分红分发给职员而怒气未消的同时,国内一家媒体也披露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新闻——在证券业全面退守、千万股民深度被套的情况下,国内最大券商国泰君安去年的薪酬福利支出却比年初预算猛增了57%,“超额完成发钱任务”12亿元,人均薪酬高达100万元。

  央视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国泰君安很多普通员工表示去年并没有拿到100万元的收入,那么高达32亿元的薪酬及福利费用到哪里去了呢?对此,7日国泰君安发布的“澄清说明”也没有给出回答。一位券商分析师表示,普通员工拿不到那么多,背后可能就是都被公司高管拿走了。

  《新闻1+1》节目对此作出评论:如果国泰君安是一家私人公司,高管拿高额工资倒也无可非议。然而,国泰君安的第一、二、三大股东分别为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中央汇金公司和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也就是说,它是一家国有控股的证券公司。有评论认为,如此“瓜分”难道不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吗?

  天价薪酬事件 何时才会杜绝?

  节目中公布的一组统计数据显示,最近三年,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平均年增超过20%,金融企业的高管2007年薪酬增幅更是超过了200%。其中去年创下巨亏的中国平安董事长马明哲2007年6200多万元的税前收入曾引发了媒体的广泛讨论。而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和媒体公众的压力下,也有一些企业高管主动降薪,比如东航在获得国资委巨额注资之后就宣布中高级管理层减薪10%至30%,但国泰君安事件的曝光还是表明仍有部分金融高管领着天价薪酬这一事实。

  实际上,从去年年底开始,相关部门针对企业高管的薪酬问题陆续出台了一些限制措施。在去年12月15日召开的央企负责人会议上,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要求,央企要减薪不裁员,歇岗不失业,同时还强调,如果企业要降薪,首先就应该降负责人的薪酬,然后才能开始考虑降职工的薪酬。

  今年1月24日,财政部也下发通知,要求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规范薪酬管理,合理控制各级机构负责人薪酬。通知中尤其强调,“要坚决防止脱离国情、当前经济形势、行业发展以及自身实际发放过高薪酬。”人们关心的是,在国泰君安的新闻曝光之后,该事件会有怎样的走向?还会有类似不合时宜的天价年薪的新闻出现吗?

  企业高额红利 源自制度保障?

  节目援引一位财经评论员的评论称,国泰君安是“制度性分红”,不是依靠自身的经营能力而盈利分红。这位评论员认为,其实其他很多券商也是拿了高薪的。以国泰君安为例,在去年经济情况不好的状况下,它有两块主要的收成,一块是来自2008年上半年做法人股、包括公司化法人股得到的一大笔“厚礼”,大概接近40亿元,这是一个主要来源。另一块是佣金收入。分析这两块收入可以发现,法人股低买高抛是一个制度性的红利,佣金过高也是一个制度性的红利,这都说明它享有政策的优惠,而不能证明券商的竞争能力、盈利能力。

  这位评论员还表示,现在很难说(国泰君安的举动)是个道德问题,因为券商高管高薪是受到各方面的制约的,不仅有国资委或银监会的制约,还受到上市公司的制约。尽管国泰君安这次有可能不是实发真金白银,但是无论如何也说明它的薪酬比较高。“因为既然给了我制度性的红利,那我就索取这部分制度性的高薪”。

  判断竞争能力 混杂行政优惠?

  这位评论员在节目中称,国泰君安是一个典型案例,说明在国有控股企业里,不能忽视两个情况:

  第一,它的市场竞争能力和它获取的行政优惠无法分清。所以对于国企高管领取高薪,“到底是因为经营能力强,还是因为拥有行政权力,我们无法分清”,而这是必须要分清的。

  第二,我们很多大型企业都有垄断地位,比如券商,在经过改制之后,某些创新类的券商都有一份垄断经营利润,这部分利润是不是因为它的竞争能力强、通过市场竞争所得?

  这两种情况不分清,就无法判断这部分高薪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它的盈利所得、是不是正常经营所得。

  股东权限缺位 高管自定高薪?

  对于国有控股企业股东如何对高管薪酬进行管理的问题,节目嘉宾认为:股东对薪酬应该是要有一个制衡的。但高薪本身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如何确定企业高管的薪水标准,首先是要有一个相应的独立的机构来定,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国企中国有出资人的代表在高管的薪水界定过程中,话语权应该说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存在这样一个重要的话语权的缺失,所以导致的结果很可能就是高管自己给自己定性,所以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很可能更多是一个体制性缺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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