勘界队员蔡碧凌：

　　用脚步丈量国界线

　　中越陆地联合勘界第四组的工作在勘界整体工作中具有代表性。他们的工作段地形复杂、水急河深、山高坡陡，并且占有中越边界云南段争议地区中的五分之一。由于争议地区多、划出面积多、军事设施多，在勘界中经历了十分艰难的与越方博弈谈判的过程。中方勘界队员在这里付出了艰辛的汗水、心血，甚至是生命。

　　2006年8月10日晨6时左右，蔡碧凌在都龙茅坪准备上界勘界时，不幸因病倒在了潮湿的宿舍内，1个小时后，蔡碧凌带着对未尽工作的深深遗憾，在前往金厂镇卫生院的路上永远离开了人世。

　　“马关30多万人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做这件事，而我遇上了。我能代表国家签字，是历史赋予我的光荣使命，值得我一生为之骄傲和自豪。”蔡碧凌经常这样说。

　　蔡碧凌是2000年6月从坡脚乡调入马关任县外事办任主任的，2002年他被委派了重要的任务——做好中越陆地边界内部勘界工作。从此，他开始了用步子丈量138公里长的国界线的艰难行程。地图上的每一个点，他都一步一步走过来。无论是荒无人烟，还是沟壑丛生，他凭着一根自制的手杖，一步步地攀爬过来了。

　　“只要属于我国的领土，死也不能让你一寸。”蔡碧凌经常说的这句话是所有勘界队员的心声。

　　为取得谈判成功，不让越方占到便宜，蔡碧凌每天从山野回来就在看条约和附图。针对条约中所述内容逐条逐句地与队员商讨，对某句话、某个词语越方可能咬住不放，就某个争执点越方可能不会让步等提出多套应对方案，同时将第二天谈判需要的成语事先告诉翻译丁雷华，让他有个准备，以便于越方充分理解他的意思。

　　在谈判中双方的较量是相当激烈的，既需要有外交家的风范，又要以条约、附图为尺度，既要照顾好双方的感情，又要代表国家利益。蔡碧凌始终以一种“历史的思维”，站在国家的角度，以一种外交家的风度与之周旋。

　　勘界向导黄世邦：

　　1个月磨破4双解放鞋

　　在中越边境靖西县龙邦口岸，没有谁比年逾七旬，生于斯、长于斯的黄世邦更了解口岸大大小小的山岭地势情形了。这种了如指掌的程度恰恰使得他成为中越陆地边界勘定的见证人和参与者。

　　2005年10月，黄世邦家里来了两位地质勘查局的同志，仔细询问了他在中越战争期间担任民兵后勤队长的情况，还反复问到是否熟悉周围山岭的情况，包括山脊、沟渠、谷底、水道、植被……

　　老黄一边回忆，一边仔细地解释每一块山岭的由来。两位客人做了详细的笔记。

　　2006年初，这两位曾经拜访过老黄的同志再次来到他家中。邀请老黄前往实地勘察，核心是把过去的界碑一一找出来。这一跑就是一个多月。白天上山，晚上绘图。这是老黄记忆最深刻的工作状态。他说：“我磨破了4双解放鞋。”

　　凡有界碑的地方，他们都留下了大量的照片，同时还用随身携带的“望远镜”记录数据。黄世邦说的“望远镜”其实是测绘专用的勘测工具。

　　女勘界队员：

　　蛇睡到了她的被子里

　　在中越勘界队员中，有一些特别能吃苦的勘界女人，她们在漫长的边界线上演绎着女性报效祖国的壮举和赤胆忠心。

　　她们和男队员一样行走在茫茫大山、原始森林和崎岖小路，还要经常面临各种突发的情况，毒蛇、野兽，攀悬崖、过独木桥。因为没有公路，很多时候都需要徒步，在类似麻栗坡县文金弄地区的原始森林中穿行，到处荆棘，加之没有山路，边走边用刀在前面开道。潮湿的气候使地上、石头上都长满了青苔，稍不留意就会栽跟头。在悬崖峭壁上，得手脚并用，爬着走、蹲着走。在山上被蚂蟥叮咬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此外，个头特别大的蚊子、毛毛虫和一些不知名的动物的“袭击”也是常事，偶尔还会碰到黑熊等一些大点的野兽。“开始的时候还吓得跑到男同志后面藏起来或者尖叫，后来逐渐就习以为常了。”女队员廖维敏笑笑说。

　　女队员田丽华告诉记者，有一次在山上搭完帐篷出去砍柴回来，发现一条色彩鲜艳的蛇已经睡在被子里了。这也是为什么刘建云一年四季不管多热都要穿两条裤子，因为长到膝盖高的草丛里不知道会有什么东西。

　　在第四勘界组，还有一位被称为“三姐”的女队员袁自葵。她说，大家每到一个新的勘界点，先要四处寻找水源。她们都有过喝牛棚里的水的经历，而旁边就是牛的粪便。“这种水我在城里生活时，可能冲厕所都嫌脏，但是在野外没办法，为了节约往返时间，我们尽可能选择靠近界碑测量处住，什么水都得喝。由于在野外时间长，很多队员的肚子都已经习惯了生水，喝纯净水反而难受。”

　　“勘界结束了，我现在才有时间陪自己的小儿子。勘界的时候，‘妈妈过几天就回来’的谎言不知道说了多少遍。”廖维敏说，“既然国家交给自己这样一个神圣的使命，就必须舍弃小家。若干年后，每一位队员都会为曾经参加过中越勘界工作而感到自豪和骄傲。”

　　（据《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