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陈旧的牛皮纸小信封出现在我的眼前，信封正面印着一行红字“杭州汽车发动机厂”，信封的背面则是我写的颜色亦已暗淡的4个钢笔字“注意保存”。

　　我在翻书柜。杭州市作家协会要建立会员的电子档案，要会员提供有关作品的数码照相。翻寻中我发觉，我的作品不多，但相关的底稿、信件，却保存了许多。这是我除了“洁癖”之外的又一个“怪癖”——我喜欢“收藏”我自己的生活。多年来搬家数次，老婆骂过数次，但那一大堆装着发黄的纸头和信件的牛皮大纸袋们，我坚决不扔。

　　我取出信封内的一张小信笺，一手极漂亮的小楷：    

　　“＊＊同志：你好！《空谷回音》已发。此文写得很活，人物鲜明，足以发人深省，引人思考。你这篇稿子可以列为我刊小小说中的佳作。我们向你表示感谢。盼多联系，今后继续惠赐新作。热烈地握手！

　　张白怀 12月23日”

　　哦，想起来了！那是1981年，插队两年、当兵5年的我，又进杭州汽车发动机厂干起了钳工。根据工厂的生活，我写了篇小小说《空谷回音》投给那时的《经济生活报》“花市”副刊，没想到很快就在12月23日的“花市”头条刊出。在我收到寄来的样报中，夹着这样一封热情的信。而且，热情得简直有点“倒”过来了！好像不是一位省级报刊的老编辑在给一无名小青工写信，倒有点像如今的“粉丝”在向偶像表达敬意，让我“受宠若惊”！

　　张白怀老师还邀请我参加了《经济生活报》在普陀岛举办的“花市”笔会。我第一次零距离接触了在我心目中很有点神秘的报人。但是，这些报人却把最帅的一个美称送给了张白怀老师，他们叫他“英俊少年”。那时，正放映着一部很火的德国电影《英俊少年》，片中的主角确是个英俊的少年，而眼前的张老师则是个瘦小的老者。之所以这么称呼他，我猜想，是张老师这位个子小小的老头，依然眉清目秀，脸上笑眯眯，走路健如风，充满朝气活力。

　　大概是缘分吧，后来我考进报社，与张老师成为同事。张老师离休后，我们又做了邻居。我知道了，他是1947年入党的老革命，他是名作家张抗抗的父亲。我更知道了，这位与国民党巧打文仗的1948年的杭州《当代晚报》总编、1949年在黎明将来时去海宁策反的地下党员、在《浙江日报》创刊前夕奉命报到的第一代浙江党报记者，竟遭受了长达28年的不白之冤，挑过煤、拉过大板车、当过钣金工……我初识他时，正是他平反恢复工作不久。但是，在他的脸上不仅看不出一点哀怨沧桑，那乐观的形象反而被同仁冠以“英俊少年”的美名，对于我这样一个素不相识的无名文学小青年，又是这样热情的关心鼓励……一个人，能达到如此的境界，这需要多么大的精神定力！张白怀老师，你真是名如其人，襟怀坦白呵！

　　再后来，我不幸身染重病，张老师还像当年关心文学青年那样的关心鼓励着我。而且，已是耄耋之年的他，也创造了一个生命的奇迹。他的老伴朱老师中风后，80高龄的他骑着自行车来回奔波，悉心地呵护着朱老师。终于，老两口又能在夕阳下手挽手慢慢地一起行走了。我想，张老师的职务和职称是不高的，但张老师人品人格的高度，绝对是我仰望的星空……

　　我把信笺小心翼翼地折好，重新放回那陈旧的信封内，忽然，我觉得，这里面保存的不是一封信，而是珍藏着一份深沉的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