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

　　龚苏德坐在义乌福田主市场三期的32160号店面里，望着店外来往的人群。

　　对于义乌这样的小商品市场，三十岁的龚苏德再熟悉不过了，他一生成长的足迹，几乎都可以在义乌市场里找到。

　　从记事起，义乌最早的湖清门市场就是龚苏德获得玻璃弹珠的好去处，小店卖一角钱四颗，那些摆在水泥板上的摊位却可以称斤卖，便宜的价格一度让他抓狂。

　　如今，在义乌第五代的福田市场，国际贸易专业本科毕业的龚苏德和义乌市场里的十万个体工商户一样，在这个被联合国、世界银行、摩根士丹利银行评选为“全球最大的日用商品批发市场”里，继续他的“市场梦”。

　　不过，龚苏德总觉得，他的“市场梦”不只是属于他一个人，确切地说是属于他和父亲两代人的。作为一个鸡毛换糖卖货郎的儿子，这个始于他父亲的“市场梦”，正在他的身上延续。

　　

　　过去，经商是挑在父亲肩上的一段艰辛

　　17岁那年，父亲成了村里第一个鸡毛换糖的人，他当时唯一的心愿，只是希望能找口饭吃。

　　有关父亲龚贤书鸡毛换糖的故事，其实直到近两年龚苏德才陆陆续续从父亲嘴里听说。父亲把那段往事讲得跌宕起伏、精彩曲折，龚苏德甚至惊讶于父亲把当年的细节记得如此清楚。

　　岁月就像刀子一样，把许多记忆刻进了骨子里，再也抹不去了。

　　1966年龚贤书16岁，初三还没上就参加了生产队的劳动。家里四兄弟，他排行老三，算上他家里有四个男劳力，可是辛苦了一年，过年还吃不到一顿猪肉。

　　17岁那年忙完农活，龚贤书拿着家里卖猪的50元钱，借了18元钱和18斤粮票，加上家里的一点积蓄，趁赶集买了一点针、线、纽扣、发夹、小孩子的玩具，自己熬了一点生姜糖，找人订做了一副货郎担，成为了村里第一个鸡毛换糖的人。龚贤书说，他当时唯一的心愿，只是希望出去能找口饭吃。

　　出发前，龚贤书向生产队开了一张证明，上面的内容是：“因农闲季节，多余劳力外出鸡毛换糖，为生产队增加肥料，请各方面给予方便。”然后到大队里盖了个章。

　　这个证明的内容，龚贤书就那么朗朗地给背了出来。在那个年代，经商是属于投机倒把行为，这一纸证明虽然不能当作今天的营业执照，但它却是当时唯一能为龚贤书的鸡毛换糖带来帮助的凭证。

　　第一年，龚贤书到浙江安吉一带换鸡毛，风餐露宿了120天，换了近两百斤的鸡毛回义乌，把东西卖给供销社再刨去成本一算，赚了125元。当时龚贤书的父亲一个正劳力干一年，还赚不了100元。

　　此后的17年，龚贤书再也没在家过过年。他去了江西、江苏、安徽甚至海南，鸡毛换糖的经历也越来越艰辛。1974年他到江西，年初一就收集了350斤鸡毛，开心的龚贤书准备马上办火车托运回义乌。哪知道，当时用公鸡毛做鸡毛掸子是江西的一项重要经济收入项目，向外省流通鸡毛是不允许的。年轻力壮的龚贤书一咬牙，决定自己挑到下一个火车站再试试。

　　“我把350斤鸡毛分成两个担子，分两次挑。”虽然手上开了证明，但是在外省鸡毛换糖还是属于被查处行为。为了躲避红卫兵的检查，龚贤书每天晚上十时以后赶夜路，80公里的路走了一个礼拜，可是到了火车站还是不让托运。没办法，龚贤书挑着担子再找下一个站，又是126公里。

　　这段两百多公里的路，龚贤书相当于走了三个来回，等走到第18天的时候，两个肩膀已经血肉模糊。在几乎绝望的时候，他终于在与浙江交界的一个小车站，混上了一辆回义乌的火车。

　　龚贤书说，在那个封闭的年代，如果想做点小生意，是需要为之付出巨大艰辛甚至血泪的。

　　这些往事，当然不属于龚苏德的人生，但却影响了他现在的许多想法。比如说与同龄人相比，他对改革开放显得更有感情，更理解“小生意靠大国家”的经商之道。他说，现在做生意再辛苦，也不敢在父亲面前喊半个“苦”字。

　　

　　后来，经商是一家人在旅馆市场的一段传奇

　　1982年，200个像龚贤书一样的小百货个体经营户在义乌湖清门市场大大方方做起了生意。龚贤书没有想到，十多年来一直渴望获得的生意人的合法身份，最终会因为一场书记和农妇的争吵而梦想成真。

　　把现在的义乌，称作“诞生老板的城市”一点都不为过。据义乌市工商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全市新增各类企业2444家，新增个体工商户18525户，各类经济户口总量达11.8万户，累计新增经济户口20969户。如果按照一年365天计算，义乌市场每天都会诞生57位老板。

　　龚苏德自己前后就办过四五本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经营的内容包括了针织品、高新技术还有农业开发。有几本办的时间早，龚苏德都不记得丢到哪里了。 “无所谓啦，用到时候再重新办一本，反正很方便的。”

　　在义乌，只要资料齐全，工商部门承诺在五天之内办好一本营业执照，工本费20元。想在义乌当个“老板”实在是太容易了。

　　这种“人人当老板”的局面，是三十年前的龚贤书无法想象的。当年，“当老板”可是一个极富风险的行业，甚至有倾家荡产的危险。

　　1978年的龚贤书，虽然还是到生产队开证明，但他实际上做的生意是到外省摆地摊卖小百货。这年年初，他拿出所有的积蓄，买了1600元的纪念章去昆明卖。那些花篮、凤凰、金杯、羽毛球拍造型的胸章，“七分钱一个进的货，可以卖8角钱一个，买的人多得就像抢一样。”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年代正是人们开始对美的意识刚刚萌芽的时候，社会上的商品流通又没有放开，龚贤书卖的胸章，正好满足了当时老百姓对美好事物的需求。可是到第三天，龚贤书就被作为投机倒把分子抓进了派出所，货款全部没收，甚至连回程的车票钱都没留下，这一天是“3月11日”。

　　这次重创，让龚贤书受了很大的打击，很长时间都没敢摆摊。直到1982年的一天，他终于听说义乌县政府门口贴出了“允许农民进城经商”的一号通告，一个叫冯爱倩的义乌农妇当时幸运地成为义乌第一个取得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的农民，而200个像他一样的小百货个体经营户得到了当时义乌县工商局的批准，大大方方在马路边做起了生意。

　　龚苏德没有想到，十多年来一直渴望获得的生意人的合法身份，最终会因为一场书记和农妇的争吵而梦想成真。为了证实这个消息，他还特意跑到当时的湖清门，亲眼看了看这个由一块块水泥板搭起来的街头市场，市场上的人头攒动让他又一次对经商充满了幻想。

　　龚贤书开始从广东进牛仔服装，跑到新疆的乌鲁木齐卖。1993年，15岁的龚苏德有机会体验了那段经商生活。

　　据龚贤书回忆，那时候乌鲁木齐还没有专业的市场，一家两层楼、拥有近160个房间的旅馆就成了市场，龚苏德一家用来做生意的房间号是“205”。

　　两张铁架床，床上床下都堆满了货，墙上也挂满了各种牛仔服，白天这里是摊位，晚上把货一撤就睡人。旅馆市场的条件虽然简陋，但是却给龚苏德留下了传奇般的记忆。

　　“生意那个好啊，就像抢一样。每天早上七点半还没有起床，就有人到门口排队等开门，旅馆的房门一开还没来得及洗脸，等在外面的人就冲进来挑货。有些时候人实在太多，我们只好把门先关了，让屋里的一部分人先挑了，然后再放另一批人进来。”

　　在那个躁动的九十年代，这个十五岁的男孩，就这样见证了市场经济飞速成长期的疯狂。“每天吃过晚饭，我们一家人就把门一关，忙着做另一项工作——数钱。基本上每天我们回笼的现金都有十几万，面值都是十块头的，十几万元钱我们得数上近两个小时。”

　　在那个对商品极度饥渴的年代，龚苏德一家抓住了卖方市场的春天，创造了他们的“旅馆传奇”。到1998年一家人回到义乌的时候，存款已经有数百万元。而义乌市场里的大部分“老板”，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鼓起了钱袋子。有资料显示，1998年时义乌的各项存款已经突破了百亿元，是1978年存款金额的3460多倍。

　　

　　未来，经商是“市场新生代”的创业新起点

　　和父亲的“乡土”发家史相比，龚苏德的“经商梦”显然带了许多“全球化”的内容。像他这样的义乌市场“新生代”，正在通过学习国外样本，寻找企业未来的升级空间。

　　2000年，从北京工商大学国际贸易专业毕业的龚苏德，没有接手父亲创办的针织厂，他自己去义乌篁园市场的二楼租了一个一米宽的摊位，卖起了手套。

　　那个摊位号，龚苏德已经不记得了，但是他却在这一米见方的天地里，第一次检验了他在大学里学的商业理论。从原料采购、产品设计到加工销售，龚苏德一个人全包，人生道路第一次与父亲的经商轨迹重合。

　　第一年生意，赚了几十万元，第二年却只能勉强保本。龚苏德开始反省自己的经营模式，他发现市场上的商品基本上都是先生产出来，再等买家购买，这样的生产不仅盲目，而且容易造成商品的积压，那些创新款式也很容易被别人拷贝，最终造成商家之间的互相压价。

　　龚苏德后来把这些心得，运用到了父亲经营的工厂里。他和比他大两岁的姐夫一起为产品创建了品牌，高薪聘请了专业设计师，还在全国组建了代理商。他们实行的是订单生产，代理商提前一个季度到工厂下单，工厂再定向生产，在此之前，那些最新款式被作为“最高机密”锁在陈列室里的。

　　龚苏德说，这种订单式的营销模式，是目前国外大企业普遍采用的管理经验。当年那个初中毕业就想做生意的男孩，现在每个月都要自费好几千元钱到全国各地去上课，像清华的总裁班、“money and you”管理培训班、BSE培训班还有浙大的总经理班。“读得东西有没有用不敢说，主要是为了开扩视野，许多国际上最先进的管理经验，现在看看用不上，以后说不定就用到了。”

　　和父亲的“乡土”发家史相比，龚苏德的“经商梦”显然带了许多“全球化”的内容。龚苏德说，培训班里有很多像他这样的义乌“富二代”，大部分的人并不想简单地继承父母的家业，而是通过学习国外样本，寻找企业未来的升级空间。

　　今年10月，龚苏德撤走了原来在老针织品市场的摊位，搬进刚刚启动的福田市场三期一楼的新摊位，整齐的过道、光鲜的新店面、13平方米大的店铺以及上百双今年新款的袜子，这里将是他“经商梦”的新起点。

　　“家族式的管理模式，肯定不利于企业的成长，我们厂很快会引进职业经理人。”龚苏德说这话的时候，注意力正落在父亲当年挑的那副货郎担上。

　　前一天在北京，龚苏德就在和一帮朋友研究，怎么把义乌的土特产重新整合成礼品推向市场。“我希望有一天，能把父亲卖过的红糖做出新的生意经来。”龚苏德觉得，未来义乌市场的优势将不在于商品的数量，而在于商品的整合。怎么把义乌的红糖和另外几样土特产一起整合成新的礼品卖出去，是他下一个“经商梦”。

　　对于红糖，义乌人有着太多的情感在里面，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红糖给这片贫脊的土地带来了太多的慰藉，而龚苏德对红糖的那份感情，则源自于父亲和他讲做生姜糖时的情景——

　　“熬糖的时候火候很关键，熬得太嫩糖会结块，熬得太老就苦了，那个糖放到舌头边轻轻那么一舔，糖汁边缘会微微卷起来，就说明正好了。”说到这里，龚贤书把舌头一舔，两眼一眯，就像又回到了当年熬糖时的样子，一脸的陶醉。

　　龚苏德知道，三十年前的那块糖，就这样永远化在了父亲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