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关于浙江改革开放30年的正史之作。

　　这个偏居东南一翼、没有任何自然资源的人口小省，是怎样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重镇的？那些不起眼的商人是怎样“洗脚上田”、成为最受关注的商帮集团？温州模式的真实内涵是什么？为什么这里会聚集中国最大规模的专业市场集群？“中国制造”是如何在这里萌芽并遭受困境的？快速发展的经济列车与自然、社会环境有没有可能实现和谐？

　　这是一些让人着迷的“世界级课题”，在这些问号的背后几乎隐藏着“中国崛起”的全部民间答案。

　　胡宏伟以时间为经，空间为纬，变革主题为中轴，对浙江30年进行了一次清晰而颇有深度的解读，他的工作让人产生敬意。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崛起，研究中国问题已成为一门“显学”，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学界，目前最流行的学术视角是制度变革，芝加哥流派的制度经济学因此颇受倚重。胡宏伟的观察则显得更加的广阔，除了在制度层面上进行抽丝剥茧式的剖析之外，更采用了发展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对一个后发展中地区的超越式成长进行了全方位的审视和研究，他描述了浙江民众在各种约束条件下进行的创新和他们的行为模式，强调了变革的本土性、阶段性和妥协的特征。在过去30年中，浙江与其他沿海地区相比，经济发展模式显得更加稳健，民众的富足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增长比较均衡，社会矛盾相对缓和，基层民主建设循序渐进，正是这些发展成果让浙江经济成为最具标本意义的现象。而对这些现象的研究与解释，正是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共同课题。胡宏伟提供的大量事实和数据堪称珍贵。

　　与此同时，胡宏伟还充分强调了民众的创造力和人的进步。在本书中，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那些历经百难的浙商群体。

　　从商业史的角度上来说，每一个企业家，都恰如其分地出现在属于他的那个年代。当美国大工业即将崛起的时刻，洛克菲勒、J·摩根和安德鲁·卡内基出现了；当电脑开始进入千家万户的时候，比尔·盖茨、戴尔出现了；当日本从一片废墟中摇摇摆摆地站起来的时候，松下幸之助和井植熏们出现了。在改革开放背景下的中国企业史上，正是一群出身草莽的小人物烘托起了一个火热的创业世代。他们或许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将在历史上扮演一个如此重要的角色。这群改变了时代和自己命运的人们出身卑微，几乎没有受过任何商业教育，他们的创业历程从穷乡僻壤起步，跌跌撞撞，倔犟寸进，终成一支显赫的商业力量。30年后，他们创造了一个商业无比活跃、经济持续增长时间最久的商业奇迹，他们自己也成为了全世界最不容易应付的商人。这群看上去很普通的人们，不是“产生”于某个时代，而是他们自身就创造了这个时代。以提倡大历史观而著名的华裔学者黄仁宇在晚年曾指出：“中国所面临的变革，其深其难，实在于中国人的生活宗旨的改变。”胡宏伟的研究其实已经很真实地触及到这个深度，而这正是中国未来将面临的最大变数和挑战。

　　在超过20年(1986—2008)的传媒从业经历中，胡宏伟几乎目睹、乃至参与了浙江变革的所有过程。如他自己所说的，“由于职业的缘故，在过往的20多年里，我走遍了浙江的每一个县市。那不是一种类似踏春者心绪漂浮的游历，而是如同老农伺候自家后院的一亩二分地，时时伏下身去嗅闻泥土的气息，小心翼翼地深耕，仔仔细细地观察。我一直相信，在这片土地上，在改革开放的雨露之下，秋天，必定会有不同寻常的收获。”他是温州模式最权威的研究学者，有过专著《温州悬念》，他是最早对浙江专业市场和产业模块进行研究的记者，他是“炒房团现象”的最早观察者，著有《温州炒房团》一书，他是很多著名浙江企业家的好朋友，写过《非常营销》一书。他用脚走遍了浙江的每个角落，用手写了数以百万字的报道文字，用脑思考了无数个问题，如他这般“脚、手、脑”并用，持续以20多年的时间专注于一块土地的万千演变，举目浙江，已是非常罕见。所以，他可以算得上是创作这一选题的最佳人选之一。

　　如胡宏伟在后记中很深情地写道的，“我始终认为，自己最幸运的，是生逢浙江。这个清柔的、有山有水的沿海小省，却蕴藏了中国改革最鲜活、最深厚、最强劲的动力元素。”正是这样的一份情感和责任，使得《中国模范生》显现出了别样的厚重。在这部书中，我们能够读出一种重访和反思的气质。胡宏伟在改革时空背景下，旧地重游、旧时再历、旧人再访、旧事再思，就跟他一直以来所秉持的职业原则那样，他始终保持着一种独立的姿态，坚守着知识分子的底线。

　　《中国模范生》的价值既在当下，更在未来。梁启超在论及当世人写当世史时，曾经说：“此时不作，将来更感困难，此时作，虽不免杂点偏见，然多少尚有真实资料可凭。此时不作，往后连这一点资料都没有了。”事实上，胡宏伟用自己的心血凝造出了一个踏实而精致的台阶，从此往后，对浙江变革的观察将剑及履及、由此而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