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清楚，不管中国经济遇到什么困难，要解决什么问题，首先自发应对的并不是经济学家，而是身在其中的实践者。就像当年，农民穷，难道农民不知道？农产品短缺，难道城里消费者不知道？都知道。也总有人自发地试图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门槛，就是自发的民间努力能不能得到国家政策的合法承认。这非常关键。

　　改革是把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合法化。并不需要什么人高高在上想出一套办法“指导”老百姓如何解决问题。政策制定者只要眼睛向下，各地自发的行为里有足够多的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只不过，直到改革开放，思想路线端正了，决策人和决策机关才开始真正眼睛向下。先各地试验、地方承认，逐步被吸收为中央政策，最后立法承认。

　　难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制度要发生变化，非要等到原体制的维护成本非常高，高到几乎转不动了，才有可能改。这样高昂的体制运转成本，还要广为人知，才能内生出变革的意识和实践冲动。决心面对现实的政治家，愿意用自己的政治权威，为自发的改革实践提供试验的保护和合法的承认——这就有“戏”了。从这点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改革的贡献彪炳史册。没有这个条件，底层自发的改革常常自生自灭，不能汇聚成制度变革的伟大力量。

　　现在人们都承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五个中央一号文件的历史地位。回头看那些政策文件，其实并不是用来教育农民的，而是教育干部的。说服国家机器的方方面面，用党中央的权威肯定改革的路数，启动合法承认改革的程序。这个经验说明，离开了“官场”的一致认识，仅有底层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是远远不够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研究者、调查者、学者的工作，也帮上了忙。因为制度变迁之所以发生，除了原体制的运行成本足够的高，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变革体制的成本要足够的低。降低这方面的成本，最重要的就是降低信息成本。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底层的实践丰富得很，这里有这个，那里有那个，到底实际状况什么样，有哪些可能的选择，解决问题的办法又引出了哪些新问题，非有系统而不是零碎的调查研究不可。

　　这样来看改革，有两个力量非常重要。一个力量早就存在，凡遇到困难有需要解决的大问题，总有人想办法突破。讲到底，每个普通人、普通家庭、企业、基层和地方，总有改善生活、发展经济的愿望，因此总有人出来面对困难抓新的机会。这个力量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另外一个力量在“上层建筑”里，就是国家机器的方方面面，对底层的、地方的自发改进、改革的做法给予合法承认、保护、完善、提升，使之成为政策、成为国家制度。

　　三十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把上述两种力量连接到了一起，打通了经脉，使中国经济社会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和将来，中国的经济还会有问题，还会有困难，比如今年以来中国经济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是前几年没有碰到过的。怎么应对新挑战，事先没有完全确定的答案。这样，我们就有必要从改革三十年的经验里吸取力量，在底层的自发努力与国家的权威运用之间形成制度变迁的合力，使分散的利益结合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力量。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