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前的两天,父亲赶着插好了最后一丘地的秧苗,朝坐在田垦上的我开心地喊:“汪增锋,看,爸干完了!”
我一抬眼,只看见父亲身后一片地都荡漾着醉人的翠绿。
1983年的春天,又开始回暖了。这个季节,正是松花的花穗由青变黄的时候,父亲决定带五岁的我到村边的山上采松花粉。
山腰开始,就是成片的油松。父亲拿小刷子小心地把花粉刷到垫着棉布的小篮子里。这种细致活,不是像我这样的小男孩干得了的,漫山遍野的野草霉才是我的目标,要不就是和小伙伴一起在树丛里捉迷藏。如果这时听到长长的汽笛声,所有人就都撒开腿向山顶跑。
所有的孩子都知道,一次汽笛的鸣叫,意味着山下的码头又有一艘轮船靠岸了。
“今天的船真大!”
“是——比汪其军家的房子都要大好几倍!”这个小朋友家的两层楼房,是当时村子里最高大的。
现在想想,当时靠码头的那些轮船,虽然比不上现在靠岸的45万吨级世界巨型油轮,或者动不动就是一万标箱以上的大型船舶,但也起码在5万吨级以上,远不是拿两层小楼可以比较的。可那时候一个小孩子家家,还是从那么老远的山上看下去,哪有什么概念啊!
时光飞逝,仿佛就在昨天。2008年,我做了爸爸,就在这个儿时梦想的地方,我和工友们一起见证了奥运火炬传递,代表宁波这个世界大港,踏上新的起点。
30年,我与中国一起“赶潮”。
1978,我出生的那一年,伴随着北仑最靠近大海的一座山的消逝,一座面朝大海的大港开始了建设。一个地处海边的偏僻小村子,迎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每一次轮船汽笛声,都会在我们的心里引起不小的震动。
我注定了与这座叫“林大山”的山没有缘份。
我出生那年,北仑的林大山迎来了第一声爆破,它的位置经过若干年时间的人工改造,现在成为了宁波港一期平整的堆场和地基,而它的石材,则散落在延伸入海的基石中。
没有亲眼见过林大山,一直是我的一大遗憾。父亲说,过去在北仑,如果提到去海边的某个方位,不可能不提到“林大山”这个地名,因为它是最靠近大海的一座山,到了这里就意味着快到海了,所以这个区域又被称为“下洋”。
到宁波港当上龙门吊司机后很多年后,我才有机会在一张1978年的老报纸上,看到了林大山爆破当天的一则新闻,上面这样描述当时激动人心的景象:“下午4时,各个药室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相继起爆,一举拿下7.5万多土石方,林大山爆破成功。”
林大山的消逝,似乎预示了一个崭新的经济形态的诞生。这个1979年6月被批准对外开放的港口,当时站在了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
北仑一期10万吨级矿石中转码头,在林大山爆破工程启动的两年后竣工。之后,越来越大的我站在村边的山顶上,看到了一艘艘越来越大的轮船泊岸、离岸,在挂着各国国旗的油轮、货轮上认识了巴西、澳大利亚、美国、日本的国旗。我甚至能听到那些粉红色的铁矿石被“哗——”地卸下船的声音,经过高大的斗轮机,被输送上火车车厢,然后迅速地沿着铁路被运走,据说直通上海的宝钢。
没有离开过柴桥镇的我,当时曾经幻想过有一天能跳上火车,坐到上海去。但幻想毕竟是幻想,我的胆量最终决定了无法实现这个“壮举”。不过,林大山的爆破和货运码头的建设,却为村里人真真实实打造了一条不宽的柏油路“骆亚线”,我们再也不用绕路到宁波城里了,我也因此第一次走出了柴桥镇,算是出了人生的第一趟远门。
事实上,1984年,作为全国最早对外开放的14个沿海城市之一,宁波已经向世界张开了怀抱,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版图上的重要节点。
不管是轮船、斗轮机还是铁路,对于一个地处海边的偏僻小村子来说,这些东西所带来的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每一次轮船汽笛声都会在大伙的心里引起不小的震动。
1991年开春的某一天,在村子里称得上“种地能手”的父亲突然找来母亲商量,要把家里十多亩的地分出一半来种蔬菜。
很大程度上,父亲是受了那些从货运码头运出来的粮食的刺激。从东北运过来的粮食,一麻袋一麻袋从货运码头运出来,据说,把当时宁波的各大粮站都堆得满满的,这让父亲意识到,这年头种蔬菜比种粮食赚钱。
虽然父亲一辈子从事的是农业,但他对经济作物的选择还是相当敏感的,我一直觉得这也许很大程度上受益于这个与世界经济接轨的港口,特别是1992年,宁波港二期建成之后,外贸进出口货品的明显增多,让父亲在短时间内接受了一轮又一轮的“经济学教育”。
几年后,观念新潮的父亲又在种蔬菜的地里,改种了更加具有经济价值的苗木,当然这又是后话。
我终于第一次爬上20多米高的龙门吊,第一次这么清楚地看到了宁波港的全景。一向少语的父亲,把我进港口工作的消息,告诉给了村子的每一家人。
2001年我退伍回家,到一家公司当保安,隔着一张铁丝网,里面就是宁波港三期码头的堆货场。
那一年,宁波港集装箱运输量突破了100万标准箱,成为世界上12个亿吨港口之一。
我当然不知道这些,只觉得里面堆放的货物多的吓人,吊车每天都忙着给排队的集装箱车卸货、装货。在公司巡逻的时候,我经常隔着铁丝网,看到里面的吊车工作,有一件事我一直想不通,那个大吊机是怎么把集装箱提起来的,看起来它似乎就和集装箱那么一碰,然后一提,箱子就起来了。
这么一看,就是十几分钟。也许,我后来研究吊车技巧的兴趣,就是那个时候培养起来的,不过,当时看起来,我并没有什么当吊车司机的天赋,因为做了两个月的保安,我还是没琢磨明白箱子怎么吊起来这个问题。
码头吞吐量的迅速扩大和人手的不足,给了我一个机会。2001年12月,我被招聘到宁波港,当上了一名龙门吊司机。一个农村出生的孩子,能成为一名有居民户口的工人,在二十年前这是父亲想都不敢想的,一向少语的父亲,把我进港口工作的消息,告诉给了村子的每一家人。
第一次爬上20多米高的龙门吊,是一件刺激的事情,我也第一次这么清楚地看到了港口的全景,还看到了过去只有在山上才能看到的轮船。但是真的等我正式上岗后才发现,一上驾驶室,就不太容易下来。
龙门吊司机是两班倒,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一上去就12个小时不下来,中饭、晚饭全有人送到驾驶室吃。这还算好的,更累的是晚班,从晚上八点到早上八点,在强光灯下高强度地操作,几个小时下来,两只眼睛直冒金星。
但我还是想做的更好,不是为了与谁比,而是觉得这是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方式。在读职高的时候,当工人就是我的职业目标,但我同样知道,在拥有最优秀工人的德国,他们以自己的专业为自豪。
培训的时候,我的师傅是和我同岁的潘欣,我当时特佩服他,吊箱子一抓一个准,而我的准确率只有可怜的30%左右。后来我又请教了许多师傅,慢慢找到了诀窍,速度可以达到原来的一倍以上。
2006年的时候,宁波市组织“百行百星”技术比武,我拿了龙门吊的第一名,当选为“宁波首席工人”。后来公司组织我和老司机一起研究,总结了一套安全、简洁、明快的“三到位”操作绝活,进提箱每小时处理率可提高0.5%~1%,平均集卡停留时间可减少三分钟,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公司把它命名为龙门吊“汪增锋操作法”。
不过,经验永远跟不上码头高科技更新的速度快。刚开始工作时,在堆场里提哪个集装箱是靠理货员人工找,然后通过对讲机告诉我们位置,而现在全部是电脑操作,提箱时间由原来的两个小时缩短到半小时。
今年因为“油改电”工程,我们司机又在搞新培训,所有的吊机都不用再用柴油做燃料,而是用清洁的电能,这样一来,驾驶室外不仅不会再有冒黑灰的大烟囱,而且听说电费是以前油费的四分之一。
在而立之年,我当上了爸爸;而我工作的港口,11月底刚刚举行了庆典,吞吐量超过了1000万标箱,进入了世界排名前十位。这将是我和我的港口三十年后一个新的起点。
2008年的5月22日,这天我不用上班,但还是早上4点就起床了,因为我要和港口的十几个吊车工人代表,一起去参加奥运火炬在宁波的传递仪式。
点火仪式就放在我们的宁波港,我站在100米开外的地方,看见第一棒火炬手是我们港口比我大两岁的吊车司机竺士杰。
能够代表宁波,有机会在而立之年成为一个地区的首位代言人,第一棒传递奥运火炬,我感觉,时代似乎对我们这代人特别倾爱,同时也赋予了我们更多的责任。
而立之年,我当上了爸爸,当我怀抱着女儿的时候,我突然回想起当年父亲抱着我的情景,还有响彻山谷的汽笛声。
当年那个货运港口,现在已经延伸成为四个相对独立的码头,11月底宁波——舟山港刚刚创造了吞吐量超过了1000万标箱的新纪录,进入世界排名前10位,而港口的目标,是2020年货物吞吐量达到6.5亿吨,进入世界港口前三强。
这,将是三十岁的我未来三十年的一个新的起点。
从9月份起,我不用再每天上吊车上岗了,而是担任吊车小班的班长,负责31个司机的工作调度。
过去是身体累,现在却是脑子累,每天要安排三十多号人的上工、调班、上工安全,还要给新来的员工培训,所以我的手机24小时都处于开机状态。
我一边在给别人当老师,一边自己又在当学生。一到休息日,我都在电大读大专班,时间被安排得满满的。
读的专业是管理,像我们这样做吊车司机的,不可能做一辈子,一来体力上吃不消,二来自己还想有更大的发展吧。
还记得当初做我入门师傅的潘欣吧,这个跟我同岁的师傅,现在已经是港吉公司研发中心的重要管理人员了。这个人脑子真是好使,边开吊车边还学电脑,等公司以我的名字命名了操作法的时候,他已经转去做编程了,“汪增锋操作法”的电脑PPT就是他帮我做的。
现在潘欣在研发中心对码头的各种生产数据做统计,比如说船靠岸的时间,海关检验的耗时,还有为吊货需要准备的工作时间,然后做分析,哪个环节花了太多的时间,通过哪些方式可以改善。
所以,同样是在码头,和三十年前相比,现在对人的要求已经完全是全新的概念。过去是两台吊车两个吊车司机是等着活干,后来大家摸索方法提高进提箱速度,现在的港口用得则是高科技,通过数据分析来提高码头使用效率。
那天,坐在去年新盖的房子里,正和父亲夸耀现在港口有多了不起,不善言语的父亲突然跺跺脚,一副肯定的样子对我说:“那是当然,你也不想想那个基地用得是哪里的石料,林大山的花岗岩啊,最好的材料,哪能含糊得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