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激荡起

　　改革开放的浪潮

　　上世纪八十年代，北京的书店里出现了吉·田茂的《激荡的百年史》、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等等以前我从未接触过的书，叫我这个刚刚走出六七十年代的人，心里真正激荡起改革开放的浪潮。

　　激荡起来的中国大陆，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海南有戏言：一片树叶掉下砸死3个经理。改革开放，对于民众，不是一个理念，而是一种利益的驱动。是壮大自己同时就壮大了国家的使然。　　

　　1986年，我在北京的一套两居室，月租费不到6元。但电话的月租费涨到15元，一部电话的月租费几乎可以租三套两居室。可想而知当时的装电话难，信息交流的难。

　　短缺经济时代，最短缺的是思想，是精神。1983年4月24日，蛇口工业区管委会进行了一场新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答辩。美国《新闻周刊》报道：这是“1949年以来中国第一批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地方官员”。

　　袁庚提出的许多观念，在21世纪的今天温习一下，心情还是会激荡起来。我采访袁庚与他分手时，按照国人的习惯，谁大谁先行，官员优先。任何文艺活动，经济活动，出现在新闻报道里的，首先是一个也不能少的官员的名字。那天，我当然地让袁庚先上他的车，但是袁庚却一定要我先上我的车。我明白了为什么百年中国，平等（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民主（先有平等竞争，后有民主气氛）的阳光，在蛇口尤其灿烂。后来，2008年，我非常喜欢俞可平的话：“民主是个好东西。”

　　有句话叫：八十年代看深圳，九十年代看浦东。八十年代，我从1981年开始，年年南下去深圳或广州。那时没有互联网，我只能把自己当邮件那样发过去，去吸收最前沿的观念。生怕一年不去就落后了。

　　直至跟着小平同志去南巡。

　　当然我没有直接跟着小平同志去南巡。我只是在小平同志南巡的第六天，紧跟着独自去“南巡”了，而且明白，从此我们就这么走下去了，就记牢小平南巡时说的话：“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距今不过十来年前，1987年4月10日《北京日报》头版，醒目刊出大标题：《如今，北京城里人，平均一天一个鸡蛋》。今天能想象一个鸡蛋能上报纸头版吗？

　　商品的零库存，是数字时代的先进标记，但是一个社会人，不能零库存。2008年5月，报载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呼吁关注我们的“20世纪遗产”。登录遗产，是为了今天的主题：发展。今天的世界，对中国有太多的期盼，面对新一轮的挑战，多少困难，我们也要埋单，只要改革开放的激情再度点燃！

　　这一天

　　必定在历史上留下痕迹

　　这是1979年普通的一天。这一天，当然不会写进1979年的年鉴，而且恐怕也无人再会谈及它。但是我敢说，这一天必定会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我就想从这个长队中选两个人物来写一写。

　　这一天，北京百货大楼首次卖香港的砖头式的录音机。排队、发号，队伍正在无限地延伸下去。百货大楼的工作人员只好把门外的人全轰进大楼关上大门：录音机只有这些，外边的人不准进来了。那么，里边的人就这么干站一夜？明天九点开始卖，还不定要站多少时间呢。不过，你看看这些被“软禁”起来的人，他们都觉得很幸运呢！被关起来，那就是准可以买到了。他们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批在国内购买录音机的公民。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录音机公民里，我认识了李晓云和周小刚。他们怎么也没想到，他们被轰进百货大楼干站一夜后，只过了几个月，他们一行十一人去美国留学了。李晓云那台录音机忠心耿耿地、超负荷地为她运转，终于在她去美国前就“心力衰竭”、“寿终正寝”了。周小刚的录音机命大，跟着他去了洛杉矶。

　　在国内，我们可以讲我们被耽误了十年。在国外，跟谁解释去？人家会理解吗？会因为我们被耽误了十年，所以他们就停下来等我们赶上去吗？

　　惟一的办法是：人家睡的时候我们少睡，人家玩的时候我们不玩。

　　这批留学生熬夜也熬惯了。有一天中午，一个同学困得往教室沙发后的地毯一倒就睡着了。下午上课时女老师突然尖叫了起来：“啊，有什么东西在沙发后边动！”那个躺在地毯上小憩的同学从沙发后爬了起来：“你们为什么不叫醒我？”

　　为什么不？大伙儿都累得麻木了。好像都失去了知觉！老师让他们每天晚上听一盘磁带，扩大词汇量。出国前他们虽然有了一定的阅读能力，但听觉大都不行。听磁带又没有文字材料，天知道磁带里都讲些什么单词呢？老师为了增加难度，故意在每盘磁带上录进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词。从凡尔纳小说，到人体骨骼上的每一块骨头的名称，以及各种东西的名称。恐龙、木乃伊、太阳黑子、足球术语、古代部落……周小刚每每只好把一个个单词中的一个个字母先分解出来，然后再翻字典查这是个什么单词。每晚啃下一盘磁带，不啻是服苦役。

　　至于录音机，1979年到1984年，前后不过几年，X喇叭的录音机也不会使人大惊小怪了。1984年5月份我去大兴县的一个农民家里，附近一个个农舍都传出录音机的声音。这家的小学生向我说起台湾歌星张帝。“你知道张帝？”我不无惊奇。

　　我怎么能不是

　　改革开放的粉丝呢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住在东单一个破落的大院里。长长的咯吱作响的楼上楼下，蜂窝般地住满人家。每家门前堆放着都一样的蜂窝煤炉子、烟囱、白菜。几十户人家，只有楼道口一只水龙头和两个蹲坑，男女各一。只能通过一个人的过道里，成天咯吱咯吱响着，走过提一壶自来水或是端一只尿壶的人们。我从脚步声就能知道是谁走过，甚至从滴水声都能知道谁家撒尿了——夜晚楼上人家往尿盆里撒尿，是每晚我头顶上的立体音响。还有这家那家夫妻的拌嘴、打架。

　　在一个闭塞的年代，想象力全闭塞了。我别无他求地住在环绕立体声的黑屋里。只是偶然想到：家里墙上能突出一个水龙头就好了。当然只是一想而已，自己家里怎么可能有水龙头呢？

　　1982年，我终于有一套两居室，在永定门外。窗外是一大片破棚户，窗前是公厕，臭气缭绕，经久不息。当时能有一套两居室，是不得了的事，立刻成为新闻。我真觉得幸福无极限！

　　1988年我又搬家，在绿化很好的居民区里，觉得好骄傲——自己能走在这样种着绿树、种着花草的地方。我和梦溪在第一轮一抹红的布置后， 又改成米色化纤地毯，再改成地板革，再再改成地板。我们这栋12层的楼里，各家轮换着来回装修，电锤声音此起彼伏。每过一段时间去一次装修市场，总要禁不住说一句：社会是进步了。想起那盼着家里能伸出一只水龙头的日子，真好像那是上辈子的事了。

　　我在时间隧道里潜泳。我推开沉沉的历史之门，走进上世纪八十年代，然后又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翻回今天，转体三百六十度后空翻落地，回到2008年建有鸟巢加水立方的城市。打开手机、电视和手机电视，网络、报纸和网络报纸。我掉进今天和昨天交替出现的电影蒙太奇。

　　那激情的岁月和粗糙的日子！

　　那时我总是把所有的稿纸、纸片胡乱一塞，又外出采访了。待到把整个八十年代都塞进一个壁柜，我就再也没打开过这个壁柜的门。我从没想过什么时候会打开，或者事实上永远也不会打开。因为我的视野里是铺天盖地的今天，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能把今天的事做完。我顾不上回头看。回顾，对我来说是一种奢侈。我说等我不能四处奔跑的时候，再打开记忆之门吧。过去的，就过去了；做完的，就做完了。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个唤醒我的声音是：今天要做什么事？好像，生活就从今天开始。

　　但是，今年是2008年，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周年。当年写经济改革，是文学中的硬通货。是经济在人的提高中得以发展，还是人在经济改革中发展了自我？我曾经怎样地几近言必称改革言必称开放。我不知不觉地往回走，拾捡我的过去。我那时一直是用脚写文章的——边走边写。采访的文字写完的同时，又走出了一些新的故事，故事外的故事。我在各地常常望着每一栋楼的很多很多的窗户。每一个窗户里都有一盏灯。每一盏灯都照耀着一段人生。一般的人生或不一般的人生。在一个不一般的年代，一般的人也有了不一般的故事。

　　在21世纪的2008年夏，我终于打开了尘封的老家的那个尘封的壁柜。

　　石门开，石门开，八十年代亮出来。之汹涌之变幻之灿烂之多彩，八十年代，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当年我用外汇券才能买到吸尘器的发票，现在已经闻名世界的摄影家邓伟当年6毛钱一天租相机的发票，催稿的各色电报，1991年的北京市居民购货证，写着需要凭证购买的麻酱、粉丝和粉条。我真不能相信了，1991年还要凭证买粉丝！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如果！

　　我怎么能不是改革开放的粉丝呢？

　　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是9月17日。电视里正在播残奥会闭幕式。没有改革开放，我国不可能申办奥运。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成果，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一次检阅。我再一次时光倒流返回我那壁柜，翻看太多的笔记和信件，觉得好像在给一个年代号脉。八十年代，哇塞！我居然还找到了乔木同志和冰心的信 ，还有那么些使我感慨的信！电视里响着闭幕式的音乐，而我走进了一个开幕式，八十年代的开幕式，从七十年代末，从1980 年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