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烧粥要５０公斤米

　　12月5日早上7时，感觉很冷，外面的风很大，戴了帽子，脖子里还是刺冷的，天气预报说受北方冷空气影响，昨天就开始降温，今天的最低温度是1℃。

　　记者来到温州市鹿城区永东路社区九州小区，4幢B楼一层的一间屋子大门已开，门口挂着“红日亭”三个大字，这就是网上盛传的温州施粥摊“根据地”了。

　　负责炒菜的朱碎娇老人穿着白褂子，正在炒咸菜豆干。早在5点，老人们就陆续从家里来这里忙碌了。负责煮粥的陈松垚在一旁帮忙，他说，以前他们还要来得早，由于高压锅冒出的声响影响周围居民，所以煮粥就改在前一天下午5点，熬好后，装在保温桶里，再盖上棉絮，这样第二天还是热乎乎的。小菜就没办法了，还是要当天早上炒。

　　陈松垚告诉记者，直径32厘米的大高压锅，每天他要煮18锅，装满5个大保温桶，每桶有５０多公斤，光大米每天就要５０公斤。一般要忙到晚上9点多。

　　每天他们会准备10个小菜，但到最后具体数量很难确定，因为每天都有送上门来的惊喜：有临时送来的腌菜、鱼干，还有自己种的蔬菜，所以，负责炒菜的也不知道今天会有多少菜，甚至到8点了，还有人直接送菜到施粥点上。

　　不一会儿，几个老人陆陆续续地到齐了。到了7点半，大家将粥、小菜、碗筷、桌椅搬上两辆三轮车，拉到施粥摊——500米外的华盖广场。

　　7时40分，8个老婆婆都忙碌开来，把粥和菜都盛好。不锈钢的碗都消毒过，并且有塑料袋套着，菜是自助的，想吃哪个自己选。

　　8时，是每天供应热粥小菜的固定时间。这时，上百个前来吃粥的人早已排了很长的队伍，从大棚里一直排到了大榕树底下。

　　一碗粥可以让人很温暖

　　每一个拿到粥的人，或坐在棚子里的小圆桌前，或蹲在大榕树下。看到他们端着冒着热气的粥，蹲坐在四周吃的时候，没有谁会不被感动的。

　　33岁的郭洪涛是河南淮阳人，他说，自己这么年轻，来吃这碗粥实在是很丢脸，但是身上的钱花完了，厂里要等到今天5日才发工资，下午去厂里拿了工资，就回家去。

　　这个从15岁就到深圳打工的小伙子说，自己学了一些做手机软件的技术，今年听老乡说这里更有发展空间就来了，可是到了温州人生地不熟的，找不到这样的厂家，三个月下来，既没找到理想的工作，又没有用武之地，他只能回家去想办法。他说在他没钱吃饭的时候，这碗粥让他心里很温暖。

　　“今天我来吃这碗粥，我就是要让自己永远记住今天这个日子，每个人都有落魄的时候，都会碰到难处，只要我记住温州的老人们都这么能干，这么有爱心，我一个年轻人为什么不可以重新再来。”钱光宇一边感谢老人做的好事一边表达自己的志向。

　　从安徽来温州7年的钱光宇，在温州开了一家理发店，当了一个小老板，他的生意曾经很红火，没想到妻子卷款离去失踪至今半年，只能关门。说起吃粥，他苦笑说，前两年，他用话训店里的雇员：不好好干，今后只能到红日亭去吃粥。没想到来这里吃粥的竟然会是自己。不过，在离开温州到别的地方去闯业之前，他来吃这碗粥，可以说是“吃粥明志”。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一个多小时里来吃粥的，竟有四百多人。老人们说到了周日人就更多，会有六百多。来喝粥的人群中每天都会有新面孔，比如郭洪涛和钱光宇这样一时落魄的外地年轻人，但80%的人是经常出现的，还有一些是为了捐钱而特地赶来喝粥的。

　　不管是谁，在粥摊面前一律平等，没有身份地位之分，没有外地人和本地人之分，都可以围坐在一张桌子旁喝粥……干什么工作的都有，有回收废品的、拣垃圾的、装修工人、乞丐、流浪者、寺庙的僧人等，附近的一些居民也会到这里喝粥。碰到一些盲人，老人们会装好粥和菜，送到盲人的手里。

　　经过两个小时的忙碌，施粥摊结束后，陈松垚他们要先回去睡一下。

　　接下来，摊点就成了老人们听温州鼓词的活动场所，一台播放机播放着民间曲艺，粥棚里外或坐或站的有好几十个晒太阳的老人。到下午4时左右，每天都是笑呵呵的陈建光骑来三轮车，把电视机、凳子等物品，运回位于红日亭对面的九州小区的仓库。

　　收拾好红日亭的东西，傍晚5时，陈建光和陈松垚老人，就要准备开始煮第二天的粥了。

　　与金融危机无关

　　“现在来吃粥的人为什么这么多？是不是因为金融危机，让在温州打工的民工找不到活干，吃不上饭了？”12月5日下午，慕名来红日亭采访的日本读卖新闻社上海支局的两位日本记者，向朱永麟老伯提出了这些问题。

　　“不是的，施粥与金融危机没有关系。我们施粥不是从今年开始的，从四年前就开始了。”朱老伯当场就否定了。

　　“其实施粥在温州很常见，也并非从今天才开始。”“红日亭施粥摊”的发起人之一、今年82岁的朱永麟说，他们的粥摊实际上是一个有40多年的历史的“伏茶”点。

　　在温州，每个凉亭里或者热闹点的地方，三伏天都有老人们自发地全天煮茶，保证供应。这种茶在温州有个专门的称呼，叫做“伏茶”。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煮成，有清凉祛暑的作用。

　　2006年8月底，在“红日亭”送“伏茶”的老人们做完了“伏茶”，朱永麟和另外两个老人——72岁的张明新和80岁的叶宝春——聊天的时候，说到很多外地人，特别是在街上拣废品卖或者讨饭的一些人，不能吃到一餐正常干净的饭菜，大家商量着是不是可以煮点粥给这些人喝喝。

　　可办施粥摊需要的资金多得多。朱永麟和叶宝春、张明新等人各自掏了1000元，把施粥摊办了起来。3800元买锅买炉，再加上锅碗瓢盆，大概4000－5000元钱的样子，都是他们从自己的养老钱里省出来的。

　　那年9月25日，开始送粥。

　　越滚越大的“团队”

　　红日亭施粥摊越来越大，目前义务为这个粥摊忙碌的老人年龄最小的60岁。这群人里只有年龄最小的陈建光和另一名62岁的陈松垚师傅每月有700元补助，其他全是义务帮工。

　　陈建光四年前一直在华盖山附近流浪，也曾是红日亭的“常客”。喝完茶、吃完粥，陈建光经常帮老人们整理、搬桌椅。老人们同情他，就将其收留下来，平日里一起帮忙施粥，老人们把他当作大家的“儿子”。

　　红日亭的成员走了一茬又来一茬，现在这批共有23人，其中15个阿姨分两批每天轮流。他们在红日亭老房子拆迁前曾是邻里，如今红日亭搬了，他们仍从各处过来一起做事。

　　叶宝春是红日亭的总负责人，这位在温州一速冻食品工厂退休的老工人，由于拆迁搬到了新城的新田园杨府山，每天要坐10站公交车到红日亭。

　　一个粥摊一年开销十多万

　　随着老人们的“事业”越做越大，一些周围市民不断为他们送来米和钱，很多路人也会给一些捐款。

　　管理发票的张明新老人拿出账本，让记者看。“12月2日，当天收到捐款3100元。昨天接受社会捐款5140元。”老人告诉记者，每一笔收款，老人们都会给一个收据并公布。

　　网上出名后，来捐款喝粥的人特别多。昨天，一个鞋企老板买来１000公斤大米。前两天，一位董事长也来喝了粥，第二天就送来一吨大米。一名妇女带着小孩捐款100元。

　　“我还经常接到米店里打来的电话，一个老太太给店里钱，让我们每月去拿米。”张明新说，对施粥摊的捐助都有详细的记录，“还在红榜上公布，让大家放心。”

　　记者在翻看这本收据时，越翻里面捐款人的名字越“奇怪”：乐清老太太，许女士，男同志，五十一中学生，过路人，公安C9004，浙C3G090，四楼344室……

　　张明新激动地说，这些都是扔了钱转身就走的，不愿意留名。所以有时候，只好用校徽、警号、车牌号等来代替。

　　2007年一年这个粥摊的费用大概在10万元左右。现在光是米和小菜的花费，一天差不多就要600元。11月，他们接受现金捐款3.1万元，开支1万多元。

　　在钱款有剩余的情况下，老人们也定期给福利院和聋哑学校的孩子送去一些礼物和钱，给当地的困难户送钱、米、油等急需物资。

　　朱永麟是这个团队的财务，他说：“给我们捐款的人很多，几年下来基本没在钱上遇到困难。我们在银行开了户，把筹集来的钱都存进去，这样收多少、花多少账目很清晰。现在，我们账户里有20多万剩余。”

　　政府隐性支持

　　一开始，红日亭摆摊曾被质疑“影响市容”，摊子上的雨棚也面临被拆。

　　“靠的就是政府部门对民间慈善的隐性支持。”经办此事的华盖社区主任章碎英深有感触。为这个被认定违法建筑的大棚，章碎英向有关部门为老人们“担保”：决不会出现影响市容影响交通的情况。今年5月1日，社区里向规划部门“报批”，并将原来的大棚扩大到了现在的面积。

　　周忠是温州市政园林局公园管理处主任，他告诉记者，刚开始，公园管理处对老人在华盖广场摆施粥摊有过不同意见，因为这样未批擅自占道是违规操作，而且这么多人来广场喝茶吃粥，对公园的环境绿化都会有影响，管理工作也加大了难度。后来老人们一心一意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也把公园管理处的人打动了，同意他们在公园设点，而且在公园增设了厕所，还特意安排两名清洁工帮助粥摊清理现场卫生。

　　“没有这些背后的支持，我们一帮老人光有善心，什么事也办不成啊！”烧菜的朱碎娇阿姨说。每年烧“伏茶”，温州中医院专门免费给他们提供中草药。他们锅炉用的柴油，石油公司不但议价保障供应，而且每周送货上门。在他们刚起步最困难的时候，五马街道给他们送来了一吨大米和1.5万元现金。社区和新青年志愿者都常来现场帮他们维持秩序。

　　这些老人这样每天的坚持究竟为了什么？叶宝春说，“我们是想给下一代做个榜样。”

　　现在摆摊施粥似乎“名正言顺”起来。但是大家有一个心愿：榕树下临时搭建的这个“红日亭”不是长久之计，期待在旧城改建中被拆迁的红日亭，能早日规划重建，有一个真正的老人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