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民主渐成大势

　　30年风雨兼程，30年沧桑巨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正在浙江这片热土上进行着广泛的实践，她正深刻地改变着我省的经济和社会生活。

　　我省30年不断推进民主进程的实践充分证明，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才能更好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才能真正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事件回放：直选“小巷总理”

　　2003年3月23日，对于宁波海曙区的居民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天。那天，辖区内59个社区同时实行居委会直接选举，由此揭开了全省社区直选的序幕。当时，人们不曾想到，“海曙直选”会成为一个耀眼的名词被载入史册，成为全国基层民主从农村走向城市的标志；而他们是历史上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改革开放激发了人们对民主的探索与设计。5年后的今天，记者翻阅海曙区当年的直选规程，其改革不乏创新之举：候选人提名权完全交给群众，不再由街道指定。凡本人自愿报名并有10名选民联名支持者，都可成为候选人。

　　30年来，禁区，一个个被突破；时代，一步步在前进。两年后，一场“自荐海选”的大幕在杭州余杭区唐家埭村徐徐拉开——

　　“选举就是为了选出真正为村民办事的干部！”朴素的村民约定：凡自愿为全村服务，同时符合相关条件的村民，都可报名参加村委会成员的竞选。选民可以选举“自荐”人，也可以另选其他选民。这个史无前例的选举模式，迎来了一场“真正实现村民当家作主的伟大变革”——

　　村委会成员候选人由一直以来的“上头”内定变为村民“海选”产生。我省千万农民手持选票，走进专门设立的投票间，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愿。

　　农村民主意识空前高涨，村民自治不断深入。在我省今年换届选举成功的29970个村中，凡是村民自治章程，村委会都须依据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结合本地实际，经全体村民讨论制定；村里财务，村委会都要向村民公开，接受监督；经村民民主评议不称职的村干部，要按照程序进行调整……

　　如今，这场波澜壮阔的变革仍在继续。

　　事件回放：泥土里诞生的“村议会”

　　早春二月，温岭市泽国镇，每季度一期的民主恳谈会如期举行。178名村民将会议室挤得满满当当，共商公共财政预算。

　　镇领导一介绍完预算方案，一只只手就举了起来——拿惯镰刀、锄头的农民抢着使用麦克风发言。“我要和镇长算笔账！”“教育投入占财政预算的比例要增加！”村民们高声大嗓、各抒己见。镇领导耐心记录，会后表态，把村民的意见提交即将召开的镇人代会，作为决策参考。村民听得高兴，掌声雷鸣。

　　2004年，温岭民主恳谈获得第二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被誉为“泥土里诞生的村议会”，并在全国推广。村民们说：“自从有了恳谈会，我们不仅知道镇里要干什么，还可以决定该不该干和怎样干。”镇干部说：“如果不扩大基层民主，就难以满足广大群众对基层事务管理的参与愿望。”

　　时光荏苒。今天，这个富有乡土气息的基层民主样本已经走过10个年头。

　　10年来，台州的民主恳谈会随着实践的不断推进，得以进一步深化，从农村走向城市，从党外走向党内，从松散型走向规范，从提建议、意见、解决个性问题向决定重大事项和解决区域全局性、关键性大事转变。2003年，温岭市新河镇镇政府为解决当地非公有制经济劳务纠纷，受民主恳谈的启发，创造发明了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制，不仅使工人工资稳步提高，还让温岭告别了“用工荒”。

　　这些年来，全省各地农村不断涌现形式多样的民主沟通、民主对话、民主管理载体，如“民情夜谈会”、“民主决策五步法”、“村务大事票决制”等。这些极富探索实验精神的创新，在形式和内容上不断丰富着“人民当家作主”的内涵。

　　事件回放：村委会的“第三驾马车”

　　武义县后陈村，一个由乱到治的城郊小村，诞生了全国首个村务监督委员会，堪称中国21世纪农村基层民主监督的一道新风景。

　　2004年6月18日，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与村“两委”并列，直接参与村级事务的决策与监督，被称为村委会“第三驾马车”。

　　时隔4年后，武义县550多个村已普遍设立监委会。记者在后陈村看到，村的财务公开项目内容都非常详细，哪怕是村干部购买一包招待香烟，都得如实公布，下面盖有监委会审核后的签名和公章。

　　农村搞直选，但“选举”仅仅是农村民主政治的第一步，武义农村这一创造性实践，改变了以往村民对村务仅仅是事后监督的缺陷，成功地实现了事前、事中、事后的全程监督，可以及时发现差错和启动纠错程序，有效地解决了民主选举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三者之间的衔接，意义重大。

　　而今，“后陈经验”已扎根于之江大地，结出累累硕果：天台的“廉情监督站”、瑞安的村干部“过错行为引入民事诉讼机制”、新昌乡村“典章”制度……

　　依靠人民集中民智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我省30年不断推进民主进程的实践充分证明，只有依靠人民，坚持走群众路线，广泛听取意见，才能立法为民、便民、利民；才能体察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深得民心。

　　事件回放：立法听证“唇枪舌剑”

　　历史将铭记这一天：2000年7月29日。

　　一场在杭州举行的《浙江省实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修订草案）》立法听证会，引起举国关注。这是《立法法》颁布实施后我国举行的第一次立法听证会。

　　年过七旬的杜惠之老人从报纸上看到消息后，专程从绍兴赶来，发表自己的观点。听证会上，围绕医疗机构责任等焦点问题，正反双方唇枪舌剑，气氛热烈。

　　立法听证，实际上是立法机关在学习如何让法律更好地为民众服务，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而人民群众也在这个过程中学会通过法律手段表达各自的利益诉求，学会“在表达自己观点的同时，捍卫别人说话的权利”，这是一种对民主的学习。

　　回溯我省30年立法走过的路程，启示颇多。这是一个从闭门决策到开门立法，让公众更多地参与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这是一条不断创新人民群众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体察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之路。

　　2002年“地方立法网”正式在我省开通，不仅扩大了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也创下省级人大主办立法类专门网站全国第一的纪录。

　　2003年我省在全国率先建立公民旁听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制度，开辟了公民行使民主权利的新途径。15位公民首次旁听省人大常委会会议。

　　2004年省人大常委会首次在网上征集立法建议，一个普通公民的建议也有可能列入立法计划。

　　2005年我省率先通过网络视频全程直播省人大常委会会议。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网络视频直播时，点击率高达105万次，收看者22万人次。

　　正是这些“开门立法”方式，让百姓感受到自己的意见日益受到尊重，自身权利日益受到保护。

　　事件回放：打工妹当选人大代表

　　2002年12月24日清晨，27岁的打工妹朱林飞赶到义乌后宅街道第十选区，参加全国县（市、区）级人大代表选举。

　　临近中午，结果出来了：朱林飞以2829票当选，成为全国农民工中第一位县（市、区）级人大代表。“太出乎我的意料了！”神情激动的朱林飞面对镜头说出了这句话。工人们说：“小朱，你要把农民工的困难和问题反映上去。”

　　一晃6年过去了，农民工走进人大代表的队伍，意味着什么？

　　再次采访朱林飞，她已经行使了一届县级人大代表权力。她积极呼吁的“重视农民工子女就学难”问题得到了较好解决，赢得了工友的信任和支持。她说：“我要继续努力，多替农民工说话。”

　　历史证明，农民工走进人大代表的队伍，意味着广大农民工的诉求将得到更加直接、有效的表达。

　　2007年，我省在县乡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意见中提到，农民工多的地方要有农民工代表。之后，全省各地各级人大代表中，农民工人大代表的身影逐渐增多。今年，在宁波维科精华家纺有限公司担任质量员的杨晓霞光荣地成为我省历史上第一位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农民工。

　　今年，我省在代表候选人推荐和代表选举中，把工农这一类别细分为企业负责人、一线工人、一线农民，明确要求各地各单位在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推荐工作中，保证企业负责人、一线工人、一线农民各占适当比例。在当选的636名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一线工人、农民105名，占16.5%，比上届提高了6个百分点。

　　历史一长河，奔腾永向前。她终将证明，基层一线代表比例增加，有助于人大代表的结构进一步优化，更具合理性；有助于人民代表大会的民主基础更加广泛。

　　权力运行开放透明

　　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我省30年不断推进民主进程的实践充分证明，依法行政，只有开放透明，接受人民群众监督，才能真正做到执政为民。

　　事件回放：新中国“民告官第一人”

　　滔滔钱江水，潮起潮落。之江大地，“民主”的浪花奔腾不息，每时每刻都在创造新的奇迹。

　　1988年8月，温州苍南县农民包郑照因为不服县有关部门强行拆除其房屋的处罚，把县政府推上了被告席，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民告官第一人”。这场轰动一时的官司最终促成了《行政诉讼法》的出台。

　　1999年《行政复议法》颁布实施，我省行政复议制度进入了快车道。截至今年11月底，我省各级行政复议机关累计收到行政申请3.3万件，受理3万件，平均办结率为90%，及时纠正了一批违法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

　　近年来，在我省各地的法院，人们已开始习惯人民陪审员的出现。方雷是宁海县法院的一名普通人民陪审员，两年来他共参与陪审了200多件案子。2007年，我省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多达30990件，参审人员51507人次。人民群众对审判工作有了更广泛、更深入的参与和监督。

　　与人民陪审员一样，人民监督员也成了我省实践司法民主的一大特色。2003年10月，我省被最高人民检察院列为全国首批开展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试点省份，包括省检察院在内的26个试点检察院共选任人民监督员308人。仅一年后，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就扩大至全省97个检察院，共有966名人民监督员。

　　2003年12月5日，经过无记名投票表决，5名人民监督员一致同意淳安县检察院依法撤销余某玩忽职守案。回忆当时的情景，人民监督员王木香对记者说：“我真切地感受到司法过程更透明了，离人民群众距离更近，也更加公正可信。”

　　改革开放的30年，是我省打破司法神秘化，逐渐透明、开放的30年。她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的同时，也改变着我们的观念，法治、民主、自由、人权、公平、正义等理念犹如清新的春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事件回放：第一个便民服务中心的设立

　　浙江市场取向的改革起步早，经济体制转型进程较快，改革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不适应的问题更为迫切。依法行政在摸索中起步。政府也从全能政府、管制政府转向有限政府、服务政府，一步一个脚印迈向法治政府。

　　上虞市率先办起“进一家门办成，盖一个章办好，收规定费办完，按承诺日办结”的便民服务中心，把政务公开推向一个新的平台；金华市率先创办“单一账户、集中支付、统一核算”的机关会计核算中心，从体制上割断了机关单位与收费之间的利益纽带。

　　省委、省政府及时总结试点经验，在全省普遍推广并进一步深化。目前，全省绝大多数市县都建立了各类办事服务中心，做到“一个门进出，一条龙服务，一站式审批”；各地普遍建立会计核算中心、便民服务中心、招投标中心、经济发展环境投诉中心。“群众张嘴，政府跑腿”，是各级政府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加大服务力度的写照。

　　为解决行政审批过多、过滥，时限过长、“暗箱操作”等突出问题，我省先后修改了与《行政许可法》不相符的规章66件，废止7件，11个市共废止文件2191件，涉及行政许可（审批）项目2562项，取消自行设定的行政许可（审批）项目558个。

　　“拍脑袋”决策，引来群众强烈反感；听取民意科学决策，问题就得到较好解决。2005年4月，省发改委把杭州市区江东大桥等9个政府投资项目正式向社会公示。任何人只要有充足的反对理由，都有可能导致这些项目停建。此前，我省出台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对政府投资行为作了详细规范：“政绩工程”不能为所欲为，不断要求追加资金的“钓鱼工程”不能再随便“伸手”。

　　政务公开让公众更便捷、更充分地了解政府运作的相关信息，形成政府与民间相互理解、信任、合作的良性关系。2004年6月，杭州市出台文件规定，凡不涉密的政府信息，一律向社会公众开放；此外，公民也可以向有关政府部门提出申请，要求获得所需信息，政府部门必须在20日之内对申请人作出回答。杭州市由此也成为继上海、广州、深圳之后，全国第四个对政府信息公开进行立法的城市。

　　去年年底，我省在全国率先开通用于促进群众与政府直接交流沟通的“浙江政务通”和“阳光政务信息服务热线”。同时，公众只要拨打114，即可查询各项政务信息、申请便民服务和进行投诉等。

　　30年弹指一挥间。30年的点滴变化让浙江人真切感受到了“阳光政务”带来的温暖；30年的民主实践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为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无穷活力和巨大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