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月前，位于余杭区塘栖镇工业开发区的汇鑫金属制造有限公司险些因为环保问题不过关，而被银行收回贷款。公司负责人凌金轩至今依然心有余悸。

　　今年5月中旬，余杭区环保局连续3天对区内的企业进行了“飞行监测”，从汇鑫公司排水管取到的水样，经精确检测，pH值指标不符合标准，按照规定，企业被当地的媒体曝光，并被处以10万元罚款。

　　紧接着，银行追查的电话就来了。“银行让我尽快给出解释。”如果真的是违规排污的话，银行很有可能收回给企业的600万元贷款，想到这一后果，凌金轩惊出一身冷汗。

　　凌金轩立刻对工厂的污水处理设施进行了检查，结果发现污水调节池发生了渗漏，而工人的pH试纸一直放在贴着胸口的口袋里，汗液改变了试纸的性质。所以，公司自检的结果显示正常，没发现排出的水体已经不符合要求。凌金轩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这套设备是1999年投入运行的，采用的技术已经跟不上现在的环保要求了。”

　　凌金轩向环保局说明了情况，环保局和银行工作人员一起勘察了现场，对汇鑫公司“正处于污染治理设施整改过程中”的真实性进行了审查确认。虽然银行这次并没有收回贷款，但是按照规定，在归还这笔银行贷款之后的两年时间里，银行将不再为汇鑫提供任何贷款。

　　余杭区环保局今年3月与人民银行余杭支行共同出台了《关于严格信贷要求促进污染减排的实施意见（试行）》，该政策要求将企业环保信息纳入银行的信用评价体系，全区各大银行制订了有针对性的信贷政策，控制对“二高一剩”（高能耗、高污染及产能过剩）企业的信贷投入。

　　环保治理和金融手段相挂钩，“绿色信贷”让不少环境治理通不过的企业尝到了厉害。之前，环保部门对于违规排放企业的主要手段是经济处罚、责令整改或者关停。但是，经济处罚标准与企业的违法成本相比，如同毛毛雨。而政府下发的责令整改通知，不少企业也是阳奉阴违。现在就不一样了。

　　一家混凝土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500万元，就在审批手续完备即将发放贷款的时候，银行发现其被列入了余杭区政府今年的关停企业名单。为此，银行迅速启动了客户退出机制，中止了信贷业务。一家印染厂因为环保未经审批、未验收被罚款，银行也中止了对企业的200万元贷款；还有一家热电企业，因为高能耗、高污染，银行收回了4000万元的贷款……

　　截至今年7月底，余杭区银行退出的涉及环保问题的企业达19家，涉及贷款金额8340万元，拒绝了31家“二高一剩”的企业的贷款申请，涉及贷款金额超过两亿元。另一种截然相反的结果则是，同期，余杭区的银行信贷部门给54家环保型企业授信，涉及贷款金额高达4.8亿元。

　　今年前3个季度，全省完成了2191家企业的环境行为信用等级评价，会同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开展绿色信贷工作，引导和规范企业的环境行为。与“绿色信贷”异曲同工的是“绿色外贸”。根据商务部和原环保总局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出口企业环境监管的通知》，将视情况中止环保违法违规企业一年以上三年以下期限内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这也意味着冶金、化工、水泥、纺织、轻工等顺差规模大、增长快，环境问题突出的行业，监管的力度将加大。

　　“一方面，有出口产品的排污企业加大了资源环境压力，产品出口国外而污染留在国内；另一方面，出口产品价格不能真实反映社会成本，加剧贸易摩擦，助长贸易顺差的不合理增长，给中国产品的形象造成损害。”省外经贸厅有关人士这样形容出口企业的环保问题。“绿色外贸”政策实施后，企业生产成本会依据行业做相应地增加，包括排污设备费用、检测费用等。而成本的抬升必然导致行业的重新洗牌。    

　　“绿色信贷”、“绿色外贸”，都是浙江在继生态补偿机制、排污权交易之后在发挥环境经济政策作用方面的新探索，它们最终实践着以环境措施优化经济增长，利用经济手段进行减排的双赢理念。

　　国际经验表明，产业转移是国际上实现减排的重要手段。据初步估算，工业化国家大约80％以上的污染物，是依靠经贸结构调整而转移出去的。日本借能源危机与日元升值，成功地促成其经济转型；德国借“结构调整”化解贸易顺差，并改善了环境；美国发展信息和服务业实现经济转型。

　　在浙江，结构减排的空间同样巨大，而绿色经济政策可能就是最终撬动发展方式转变的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