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去蚂蚁岛最频繁。那时候我是一名广播电视台的记者，去岛上采访那是家常便饭。木质的小航船是我们上岛的交通工具，小小的船舱里弥漫着浓浓的柴油味道，轮机间的柴油机一响，后舱间一根铁管子做成的烟囱便“突突突”地冒出一股股青烟来。如果不是刮风下雨的天气，我们一般都不喜欢钻到又闷又热的船舱里去，就在航船的前甲板上，有一条条长长的三十厘米左右高的简易木凳子，乘航船的男女老少基本上都喜欢坐在那里插科打诨地聊着天。那时候，二十刚出头的我去海岛采访感觉很新奇，好像走亲戚似的，只要领导任务一下，便兴奋起来。虽然坐航船时还常常晕船，有时候还吐得一塌糊涂。但是一跳上岸，马上就像神仙一样走得飞快。那时的码头可不像现在，都是平平整整的，我们必须走过钉着横木条的跳板，才能上码头。遇到跳板不能放的，只能随着潮水的涌动一跃而上码头，当然航船老大的帮助还是少不了的。所以，去蚂蚁岛采访我们是不能穿着裙子去的。

　　八十年代的蚂蚁岛是没有宾馆的，采访不能当天回来，我就借宿在乡政府招待所。当时的招待所也不是像样的招待所，只是借了供销社楼上的几间房间，每个房间都有五六张床铺，没有卫生设备，也没有电器设备，木头做的门和窗，一开一关都是吱吱呀呀响。夜里风大，我们就找木棍撑在门框上，有时候窗门的插销关不牢，被大风吹开也是常有的事。最尴尬的是遇到隔壁住的是男同胞，说梦话也好，打呼噜也好，听得清清楚楚。第二天一早起来，洗脸刷牙倒痰盂，跟农家生活没有两样，当然毛巾牙刷牙膏都必须是自己家里带上的。在那样的环境下，我总是尽量少喝水，不让自己半夜里起床，当然最主要的是第二天一早不用倒痰盂。后来几年，乡政府招待所好起来了，搬到了信用社楼上，房间内也有了卫生间，渔家的个体宾馆也渐渐多了起来。到了新世纪，我们去蚂蚁岛就可以住进干净舒适的宾馆式的渔家客栈了，洁白的床单，空调、电视、热水器一应俱全。热情的蚂蚁岛人还会拉着我讲述当年热火朝天的创业历程，更愿意拉着我上他们家吃一顿丰盛的海鲜。

　　蚂蚁岛曾经是我国渔业战线的一面旗帜。1958年9月，蚂蚁岛建立起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蚂蚁岛人民公社。在蚂蚁岛创业纪念室里，你可以看到蚂蚁岛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把一穷二白的蚂蚁岛建设成为浙江沿海渔区乃至全国闻名的渔业先进典型的创业历程。“把蚂蚁岛人民公社红旗插遍全国渔区”的号召，让小小蚂蚁岛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名噪一时。刘少奇、李维汉、许世友等曾亲临视察。也许很多人不知道，那首家喻户晓的《军港之夜》，就是军旅作家马金星在蚂蚁岛体验生活期间作的词。

　　蚂蚁岛在我尘封的记忆深处，始终是一座青山碧水、绿树环绕的生态岛。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物质生活还相当贫乏的年代里，这里的绿化覆盖率已经达到百分之七十。我曾经不止一次地采访过全国绿化劳动模范盛再棠，他对植树的热情已经成为他生命中最为闪光的亮点。村里人都知道盛再棠老伯伯对树木的特殊感情，50多年了，他数不清自己究竟栽了多少树？但是每一棵树都像他的孩子一样，寄托了他全部的感情。当然，我也明白蚂蚁岛之所以能够成为生态岛，除了盛再棠同志功不可没外，蚂蚁岛群众对绿化的热情也是令我敬佩的。蚂蚁岛很小，只有2.6平方公里，但是，岛上百姓的文化素养却比其他海岛要高。上世纪五十年代，岛上群众从夜校开始学习文化知识，五六十岁的老妈妈也在晚饭后自觉地背起书包去上学。读书使人明理，蚂蚁岛能够在那个年代掀起自力更生、互帮互助、艰苦创业的热潮，群众夜校不能不说是起过作用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蚂蚁岛出了个好书记叫林平达，他是蚂蚁岛乡后岙村党支部书记。他不幸去世时，岛上几千名群众自发为他送行，准备出航捕鱼的渔船自动停港，事迹感人腑肺。我去岛上采访时，曾坐了小船到过林平达同志的墓前凭吊。跟很多蚂蚁岛人一样，林平达同志逝世后被安葬在小蚂蚁岛。小蚂蚁岛是蚂蚁岛旁边的一座无人小岛。死人和活人分岛而“居”，保证了蚂蚁岛的生态环境。其实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蚂蚁岛就实行全国独一无二的殡葬制度，把死者全部安葬在小蚂蚁岛。生于大蚂蚁，死葬小蚂蚁，大小蚂蚁岛隔海相望，近在咫尺，那一湾小小的海峡，将生命的两端牵系，逝去的生命在亲人的遥望中安静地小憩在生命的地平线。蚂蚁岛人对生死的理解，让我豁达和安慰。是的，生命是脆弱的，同时生命也是坚强的，逝者已逝，生者还要生存，我想不单单是生存，而是要活得更好更快乐更懂得人生的意义。

　　我喜欢生命中的每一个精彩，在蚂蚁岛采访的岁月里，我深深地喜欢上了这个安静而又整洁的小岛，喜欢在岛上度过的每一个瞬间，哪怕只是看看岛上的一棵小树一朵浪花一羽飞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