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田野里劳作的种养大户，“洗脚上岸”打工的产业工人，还是创办企业的民营企业家……我们的采访对象，依旧是农民。然而，他们以不同的职业角色向人们展示了不同于以往的幸福生活——

　　三个农民的创业样本

　　本报记者 施晓义 通讯员 李晓鹏 严俊

　　从饲养员起步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曹阿二——合作社带动510户村民养鸭，致富效应逐渐显现

　　在桐乡市洲泉镇坝桥村遇到曹阿二时，50岁的他刚陪两个女儿从北京旅游回来。身为坝桥养鸭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他的年收入少说也有30多万元。

　　虽然是个农民，曹阿二的生活却让人羡慕不已。然而，回首往昔，30多年前在生产队从事养殖工作的一幕幕艰苦场景又浮现在他眼前。

　　14岁开始在生产队养猪，曹阿二从此与养殖结下了不解之缘。因为养殖技术出色，1978年他被大队相中负责养鸭场的工作。可是一年下来，养鸭场的产蛋量少得可怜。天生有股钻劲儿的曹阿二哪里肯服输，凭着刻苦钻研，养鸭技术越来越精，接下来的几年里鸭场越办越好。

　　为进一步搞活农村市场，上世纪80年代初浙江把水果、家禽、水产品等产品的价格放开，农副产品的价格逐渐上来了，曹阿二觉得大搞养殖的机会来了。

　　1983年，他办了一个哺坊专门孵小鸭，向村里其他养殖户提供鸭苗。5年后，他不仅自己养鸭，还联合村里50户人家一起办养鸭场，发展规模养殖。

　　走上规模经营的曹阿二，鸭场越办越顺。1996年，他还研制出了啤酒糟饲料，用这种饲料喂养的鸭，皮薄肉精，肉质和口感有了进一步提升，虽然出栏周期比普通鸭子多了20天，增加了成本和售价，但根本不愁销路，“阿二鸭子”的名气也越来越大。

　　在他的牵头下，2002年5月，桐乡市坝桥养鸭专业合作社正式成立了，他出资入股占20％的股份，其余社员占80％的股份。合作社对社员实行统一供苗、供料，统一技术指导、疾病防治，并统一实施保护价收购。“这几个统一，看起来简单，做起来难，特别是最后一项。”曹阿二说，“非典”时期鸭子的行情一落千丈。那一年，他把自己家的房子抵押给银行贷款60万元，再向亲戚朋友借了些钱，按保护价收进了社员手里的全部鸭子，让他们躲过了一劫。

　　如今，合作社的养殖场占地总面积达300亩，有饲养棚舍6.75万平方米，拥有年种鸭存栏5万羽、年产种蛋1200万枚的规模。合作社107名社员带动了510户村民养鸭，致富的效应逐渐显现。下一步，合作社打算投资1800万元，自办屠宰厂，实现每天屠宰一万羽鸭的规模。

　　曹阿二说，这些年靠着党的好政策，合作社得到了快速发展，不仅自己富了，社员们也富了。不久前，党中央又出台了进一步扶持“三农”的好政策，省里对“三农”也非常重视，合作社的科研项目还得到了政府的经费支持，“这么好的政策环境，我们不发展不行啊！”

　　当了26年工人的临安农民叶金龙——去年被杭州市评为职业技术带头人，当一名产业工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今年45岁的叶金龙，是一名有着26年工龄的农民。说他是农民，因为他是临安市上甘街道杨岱村的村民；说他是工人，是因为他的另一个身份——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品质检验部经理。

　　从农民“变身”为工人，与他1981年高考落榜的事儿分不开。那年高考失败后，心灰意冷的他在家跟父母一起务农。在家里的四亩半田里摸爬滚打了一年多后，天生要强的他寻找着人生发展的新机遇。

　　当时，正值浙江乡镇企业大发展的光景，企业招工潮一波接着一波，他也顺利地考入镇里的一家水泥厂，在检验员的岗位上开始了一名工人的职业生涯。

　　结婚后，叶金龙仍然利用工余时间在家里种水稻，后来又种了西瓜、竹笋等经济作物，开始半工半农的生活。那时小两口的家庭收入，一半来自工厂，一半来自农田。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浙江农村个体、私营、股份合作制和股份制等多种所有制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快速发展，也给了广大农民寻找新的发展机会。

　　1994年，叶金龙家门口的私营企业——万马电缆厂公开招聘有工作经验的员工，有人就推荐他去了。进入这家生产高低压电缆线的企业后，他发现自己要学习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他一边积极参加企业组织的各种培训，一边买来《电缆电线检验工艺学》等书籍，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校验标准等知识。随着一点一滴的积累，他的工作表现逐渐得到厂里的肯定，还被企业选送到杭州大学接受为期一年半的半脱产培训，并拿到了大专毕业证书。

　　“身为一名农民工，我觉得只有不断地学习，才能适应企业日新月异的发展。”叶金龙感慨地说，“万马”的年产值已从数千万元增长到去年的20亿元，只有不断地学习，才能与应用各种先进技术的企业共同成长。

　　靠着勤学苦练，他从检验员的岗位一步步坐上了品质检验部经理的位置，去年还被评为杭州市职业技术带头人，并带了10多名徒弟。现在，他的年薪已达到6万元左右。2000年，他在农村的宅基地上盖起了两层小楼。去年，他还买了辆小轿车，开车去位于青山镇的临安经济开发区内的公司上班，20分钟就到了。

　　虽然叶金龙还是个农民，但他家的主要收入均来自企业。爱人在村子附近的一家小企业上班，18岁的儿子正在读高中，一家人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虽然家还在农村，人也仍然是农村户口，但叶金龙感到“做一名农民，非常幸福”。

　　创业多年的余姚农民翁祖刚——办企业一路走来有辛酸，更有成功的喜悦

　　身为浙江奥杰毛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余姚市丈亭镇丈亭村村民翁祖刚，仍然保留着农民淳朴的本色。

　　人们很难想象，在余姚拥有一个年产值5000多万元的企业及一座三星级宾馆的翁祖刚，曾是一个在砖窑厂做工的农民。

　　1974年的冬天，16岁的翁祖刚被生产队安排到砖窑厂做工。在当地一个叫“十里瓦窑湾”的地方，每天太阳还没出来，他就和队员们到窑里干活了。大冬天卷起裤脚走到河里，用双手挖河底淤泥用于制砖。搬到砖瓦厂后，再一块块把泥坯制成形，一干就是一整天。

　　勤勤恳恳的翁祖刚，从制砖工干到记工员，再到车间主任，一步一个脚印在村办企业里摸爬滚打。每天下班回家后，他还要到田里忙乎，为的是给家里增加点收入。1980年，翁祖刚结婚生女，农家日子过得充实而快乐。5年后他还入了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1989年，年富力强的翁祖刚成了村党支部委员兼村砖瓦厂厂长，经营能力得到进一步施展，这个村办小厂在他手里被经营得红红火火。

　　那时，丈亭镇上的余姚市第四毛纺厂的厂长是镇政府从上海请来的一名退休工程师。考虑到老厂长终究是要走的，镇里决定调翁祖刚到该厂任党支部书记，准备将来接管企业。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浙江大地兴起一股乡镇企业改制的热潮。1994年，余姚市第四毛纺厂也面临着改制，老厂长邀请翁祖刚合办企业。然而，由于企业实际负责人常住上海，许多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管理效率低下，改制后的毛纺厂搞了三五年也没赚到钱。

　　后来，这个企业又历经数次合伙人的分分合合，都没有步入正轨。1997年，翁祖刚在原有毛纺厂分家的基础上开始了单干，创办了浙江奥杰毛纺织有限公司。对这个当时年产值不足百万元的小厂，翁祖刚倾注了全部的心血。他勒紧裤带，将企业的利润全部投在了设备更新上，进行扩大再生产，这个起步于乡镇企业的老厂终于焕发了青春。

　　10多年过去了，当初的小厂已发展成年产值5000多万元的企业，聘用员工超过200人。今年6月，翁祖刚在丈亭镇上投资2500多万元的宾馆开业，他的事业又上了一个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