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中提出的“优化需求结构”，背后有何深意？为什么把“促进消费持续快速增长”放在首位，相关政策措施有何新意？如何让消费、投资、出口三者协调起来？记者采访了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姚先国教授。

　　用促进消费应对需求约束

　　“今年的经济形势之所以复杂而严峻，说到底是两个约束即资源约束与需求约束同时强化的结果。”姚先国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风暴，使世界经济由盛转衰，新一轮的需求约束再次凸显。

　　在这样的背景下，《决定》提出“优化需求结构”有两层深意。首先，从市场经济的本质来说，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是最终目标，有需求，才有供给，打破需求约束也是解决根本性的约束。其次，从短期来看，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有可能传导到实体经济。现在看来，美国、欧洲经济下滑已成定局，而美欧又是我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因此，调整需求结构成为应对的必然选择。

　　那么，为什么要把“促进消费”放在优化需求结构的首位呢？姚先国解释，消费、投资、出口这三大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调整需求结构无非几种选择。一是依靠投资。但是这么多年来，我国包括浙江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2004年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都在40%以上。正是过高的投资比例导致了严重的资源约束，再走这条老路显然行不通，也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

　　二是依靠出口。一直以来，由于国内居民消费能力比较弱，导致生产扩大与消费不足的矛盾，大量产品只能出口，到2006年，我国出口依存度高达36.8%。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外贸依存度过高，既增加了经济风险，又导致贸易条件恶化，降低了外贸出口效率。加上世界经济进入低谷，欧美居民购买力下降，这就好比穷人进了商店，打折打得再多，他也没能力买。这时候，你即使价格降得再低也没用。这条路也行不通。

　　最后就是扩充消费。一直以来，消费能力不足是我国经济中的“顽疾”，从浙江来看，2006年，政府加上居民的最终消费率仅为47.2%，其中居民消费仅为35%。而正常情况下，西方发达国家的这一比率在60%至70%之间。在这种情况下，“促进消费”自然放在优化需求结构的首位。

　　增加收入，稳定预期

　　《决定》中提出的促进消费的政策措施有何新意呢？姚先国表示，扩大内需，刺激消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就提过，这一举措并不陌生。但是《决定》中促进消费的政策，不是仅做有钱人的文章，也指向了普通老百姓，把拉动消费和“调整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联系起来，这是其亮点，也是最令人鼓舞之点。

　　“十年前谈扩大消费，是把很多消费限制取消了，当时还连降了七次利率，通过收利息税等措施，降低储蓄率，让人们把钱花出去。”姚先国说，“这些政策措施也是必要的，但忽略了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很多老百姓不是不想消费，而是没有能力消费、不敢消费。”

　　要扩大消费，首先要增加人们的现期收入。一直以来，收入分配严重失衡，是导致居民消费能力不足的重要原因。主要表现在，国家财政收入增长过快，企业税负过重，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劳动者报酬在GDP中比重呈现下降趋势；城市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在劳动者内部，高端劳动者收入增长快于普通劳动者。《决定》中提出，要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实施“低收入群众增收行动计划”，具有现实针对性，是非常正确的。

　　要扩大消费，还要稳定人们的消费预期。对未来的担心，影响着消费者的信心；如果大家都想着存钱防老、防病、供子女读书等，自然不敢消费。《决定》中，建立健全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健全配置公平、发展均衡的社会事业体系，加快形成布局合理、城乡共享的公用设施体系等举措，都是为了解决人们的后顾之忧，有利于改善消费预期，促进消费。

　　不能忽视投资和出口

　　姚先国认为，在扩大消费需求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投资和出口，而《决定》也很好地掌握了这三者之间的平衡，兼顾了“优化投资结构”和“转变外贸增长方式”。

　　“现在不是要不要投资，而是如何提高投资效率的问题。在出口方面，不是把出口创汇直接当作目的，而是要通过出口来获得更大的比较利益，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人民的福利水平。”姚先国表示。

　　在总体投资比例控制的情况下，提高投资效率大有文章可做。以前的投资不尽合理，主要在于低端的工业生产项目过度扩张，有些基础设施投资与实际需求不相吻合，以及过度的房地产投资，等等。因此，投资也要调整结构，怎么调整，就要像《决定》中提出的，“发挥投资对经济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通过投资来提升经济的创新能力；通过“引导和推动社会资金投向现代产业、基础设施和社会民生项目”，来优化产业结构，满足人们对公共设施的需求。在出口方面，则要以“效益”为导向，把外贸增长与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把出口调整与内需扩张紧密结合起来，而不是把我们宝贵的资源，变成廉价商品去提高外国的生活水平，人家又不领情，还老打压我们，时不时“反倾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