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却读书都让人”

　　我有方藏书印，由西泠名家李早先生所治，印文为“未能随俗唯求己，除却读书都让人。”这是雍正年间的官员唐英的一副自律联。他对官场中的蝇营狗苟、龌龊不堪深恶痛绝，于是不屑随波逐流、与世沉浮，而是手不释卷，读书自乐，并潜心研究戏曲，终成一代大家。

　　古往今来，权力、地位、金钱、美色，无时无刻不在诱惑人们，而那些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的读书人，却不为所动。他们参透人生真谛，深谙生命要义，拒绝肤浅，排斥平庸，鄙视时俗，从书本的字里行间读出鸟语花香、余音袅袅、万马奔腾、惊心动魄。在读书的过程中，解脱自己，慰藉自己，升华自己。对他们来说，没有痛苦难挨的时光，没有卑微无助的伤感，没有忐忑不安的窘况。读书给他们带来的愉悦，是那些争名于朝、争利于世的人永远搞不清、弄不明的。

　　古人云：“一日不读书，耳目失清爽”；“一日不读书，胸臆无佳想”；“万仓之富，不可以易吾一日读书之乐”。这些与“除却读书都让人”，有异曲同工之妙。“至乐莫如读书。”除了读书，真正的读书人，有什么是不可以“让人”的呢？

　　当年的高考试卷

　　1946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招生，其国文试卷仅50余字：

　　（一）作文（文言语体不限，但须分段，并须加标点）题目：学校与社会

　　（二）解释下列成语的意义：1、指日可待；2、变本加厉；3、隔岸观火；4、息息相关。

　　当年参加考试的文洁若女士说：“对这类题型，没有什么可准备的，全靠平时的基本功。”记得知堂老人也说过，他“学国文得力于看闲书。”这些都是经验之谈。

　　现在读书最苦最累的是高三学生，千百年科举制度下的“读死书、死读书”在他们身上推到了顶峰，推向了极致。以升学率为唯一目标的教学理念，让超负荷的功课把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极可能从此扼杀了他们对读书的爱好。

　　读书的爱好和所谓的刻苦读书是两回事，它讲究的是摒弃功利而任凭兴趣读书。所读之书必不限于功课和专业，而更应多读点鲁迅先生所说“随便翻翻”的“闲书”。英国哲学家罗素在自己专业上的成就举世公认，然而，就是他大力倡导青年多读点“无用的书”。因为恰恰是某些看似“无用之书”，如同野菜杂粮，为青年的精神成长补充了多种养料。

　　书是教人学问、教人聪明、教人高尚的，为什么有些人学历越高，反而越让人感觉愚蠢呢？这是因为课堂上学的东西，与实践、与现实、与生活之间有着不小的差距。记得老报人曹聚仁说过一件趣事：浙江金华有个姓郭的青年，读书十分用功，连《资治通鉴》也能全文背出。有次他向人借伞，那借据竟足足写了5千多字，看得人一头雾水，如读天书。这就是死记硬背、脱离生活的“书呆子”的悲哀！

　　“书是有生命的东西”

　　在犹太人家里，婴儿刚牙牙学语，母亲便会在经典上滴上蜂蜜，教他去舔书。这仪式的用意是：让孩子自小便觉得书是“甜”的。家里再穷，也必有精致的书橱，而且一定放在床头，否则会被认为是对书的不敬。

　　犹太人从不焚书，哪怕是将他们骂得一无是处的书。书破旧得无法再读了，他们会挖个坑，将书郑重其事地埋入其中，并教育孩子：“书是有生命的东西！”

　　犹太人反对死读书。对课堂上讲的如没听明白或有不同见解，孩子回家后便向父母讨教或平等讨论。成年人还会有意将课本上没有的知识和孩子们“缠”个没完，不知不觉中将他们引导到学习中去。

　　犹太人教孩子凡事必须认真。当孩子问现在几点钟时，大人不会回答几点半了，快几点了，而是准确地告诉现在是几点几分，使孩子们时间观念极强，对数字也极为敏感和精确。

　　犹太人教育孩子要有忧患意识。他们每年最盛大的节庆是“逾越节”，用作纪念祖先在埃及时的艰苦岁月。每逢这一天，让孩子吃未经发酵的面包和难以下咽的苦树叶，启发孩子认真掌握本领，避免再过屈辱的日子。

　　多少年来，犹太民族的国民阅读率遥遥领先。据新近公布的人均读书数据，2007年我国上升到4.58本，“喜欢读书”的法国人保持在14本，而“最爱读书”的犹太人为64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