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爱旗袍的沈颖，带着独特的亲和力。但她说，新加坡人还一直在努力培育亲切热情的服务精神。当一批制造业的从业人员要转移到服务业工作之前，政府推行了很多措施，除了技能培训之外，其中一点就是“帮助他们适应新的行业”。

　　沈颖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国家经济要转型，国民心态也要转型。她说，新加坡的经济政策奉行实用主义，要想成功地把国家经济从衰退的危机中推向另一个新兴的阶段，就必须顺应潮流采用新的思维。

　　在公务员岗位上工作了10年的沈颖，5年前调派至贸工部，她参与了美国——新加坡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实施，同时也参与了中国——新加坡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前期工作。

　　10月10日，她在上海瑞安广场的办公室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记者：自独立以来，新加坡经济经历了哪几次高速发展期？因为国际国内市场的阶段性变化，是否也经历了一些困难的时期？是如何渡过难关的？

　　沈颖：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史，一直是挑战和机会并存。上世纪60年代初，为了解决失业问题，我们认为应该走工业化的道路。那时候建了“裕廊工业区”，它是造在一片沼泽地上的，目的就是腾出一片专门的地方吸引外国企业来投资设厂。

　　1965年独立初期，失业率差不多还有10%。我们果断地放弃此前的“进口替代型”的经济模式，致力于“出口导向型”的经济策略，这与当时很多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是背道而驰的，甚至是“非常非主流的”。而新加坡人在那个时候，就开始致力于这一发展路径，而且一直坚持到现在。

　　记者：这场最初的经济转型效果如何？

　　沈颖：贸工部的资料里有这样的一组统计，到1978年，我们的失业率下降到了3.6%，制造部门贡献的GDP占据了24%。这期间年平均经济增长在10%左右，我们还抵御住了石油危机。但是之后，很快我们看到所谓的“新加坡制造”已经开始失去成本的优势，因为周边的国家和地区发展起来，于是逼迫着我们要向高附加值的经济领域拓展。

　　记者：是不是意味着开始注重发展服务业了？

　　沈颖：是的。我们把它叫做经济的“双引擎之一”，服务业如今在GDP里的比重占据了2/3左右。事实上我们做的不仅是这些，从全球范围来看，我们的技术基础相对薄弱，于是政府花费了数十亿美元发展“国家技术计划”和“国家科技计划”，据统计，全国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人数从1987年到1997年的十年间，从3300多人增加到11000多人。

　　记者：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新加坡在城市转型和功能升级方面，有许多值得借鉴的东西。那么，政府是如何在其中切实地发挥作用的？

　　沈颖：新加坡的工业化进程主要是由政府推动的。因为我们是城市国家，所以中央和地方不存在太多的分别。一项经济政策的推行，最主要的是经过所涉及的行业各部门协调，便可以实施。近年来，随着国际经济兴衰周期的缩短，我们感到政府必须更加灵活地制定策略，应对经济发展中不断产生的新问题。

　　我现在工作的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在中国的使命是帮助新加坡企业在各个领域开展经济合作。我们服务的对象不仅是新加坡本土的企业，也包括“以新加坡为基地的公司”，我们对此一视同仁，同时我们也希望发掘更多的机会给新加坡企业与中国企业携手去第三方市场发展。

　　此外，作为政府特别注重与一些企业和社会组织的互动合作，所以动员民间的力量进行自我调整的能力也越来越高。因为所有的经济转型，最终都是要落实到每一个新加坡人的身上。